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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文
進入2011年下半年，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反對派政治團體以反對國家執政黨和特區政府為目標，呈現整合態勢；香港政治的基本矛盾再度惡化，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面臨被反對派破壞的厄運。
反對派呈現增強整合的勢頭
2011年5月，反對派便表現增強整合的勢頭。由王丹任董事會主席、公民黨鄭宇碩任署理校長、其他董事包括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社民連主席陶君行以及其他「民運分子」的「華人民主書院」，在香港註冊成立，並迅速籌得100萬港元。5月29日，反對派再度組織所謂紀念「六四」的遊行。緊接著，又是一年一度的「六四」燭光晚會。
儘管公民黨努力強化其「大狀黨」特徵，以求在第四屆區議會選舉中「異軍突起」，而民主黨正處於其有史以來罕見低谷，但是，隨著2011年11月第四屆區議會和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競選日益臨近，反對派陣營中的這兩大政治團體加強對抗中央和特區政府，以鞏固其共同政治立場而謀求反對派內部整合。
眾所周知，2011年11月將舉行的第四屆區議會選舉和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選委會選舉，實際上就是香港走向全面普選的序幕。第四任行政長官選委會將會是2017年第五任行政長官候任人開始實行由普選產生時的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委員會的雛形。第四屆區議會選舉結果不僅直接影響第四任行政長官選委會的政治力量對比，而且，直接影響2012年第五屆立法會競選，進而影響2016年第六屆立法會和2017年第五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而2017年第五任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之爭便是行政長官候任人由普選產生的模式之爭，2016年第六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則將直接影響2020年第七屆立法會很可能實行全面普選的模式。
反對派將「內部推選」特首候選人
愛國愛港陣營深明肩負責任之重大而不敢對即將來臨的兩場競選有一絲一毫的懈怠，反對派何嘗不曉輕重緩急而欲加強整合，反對派以加強對抗中央和特區政府作為整合的途徑。
把「六四」活動和「七一」遊行的氣氛營造得越強烈，就越有助於反對派政治團體加強團結，也就越有利於反對派作為整體在2011年11月兩場選舉中取得盡可能多的席位。
從反對派在2007年第三任行政長官選委會競選中破紀錄地取得100席以上開始，可以說，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選委會，反對派將盡可能謀求團結以爭取跨過所謂「提名門檻」所必需的席次。
民主黨、公民黨等等，首先力爭的是取得反對派作為整體在第四屆區議會和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盡可能多的席位，其次，才是各自在反對派所獲席位中爭取多一點份額。
有人以為，在推舉誰代表反對派競逐第四任行政長官上，公民黨和民主黨將會發生分歧。2007年，代表反對派競逐第三任行政長官的是公民黨的梁家傑。而今，不僅梁家傑已表露他再度代表反對派披掛上陣角逐第四任行政長官的意願，而且，民主黨的領袖人物表露了同樣的意向。然而，陳方安生已提議，反對派各政治團體以內部選舉方式來產生競逐第四任行政長官的代表人物。
如果反對派採納陳方安生的建議，那麼，將形成反對派內部政治的一項制度。這種做法在香港政治的歷史上也是沒有先例的。反對派將會以「內部推選」來展示「民主」，而過程的展開必將是反對派各政治團體、政治人物競相表現誰更堅定地對抗中央和更無情地抨擊特區政府。
行動愈激勢將破壞經濟轉型
2011年5月10日、11日、12日，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在《明報》「觀點」版以連載形式發表「綜合多元抗爭路線系列」文章，旨在為民主黨在一年前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鬥爭中所採取的「溫和」策略辯護。無論民主黨的領袖人物如何表示他們將繼續採取軟硬兩手來謀求符合他們意願的普選模式和路線圖，然而，在2011年下半年，面對香港政治形勢急速演變，民主黨將堅守其對抗中央的政治立場而與公民黨等加強團結，反對派作為整體將在政治上趨於激進，從而，香港經濟轉型將被破壞。
本來，在2011年3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國家「十二五」規劃後，香港經濟轉型可以借國家「十二五」規劃之東風，揭開新篇章。國家「十二五」史無前例地以專門一章來為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未來5年經濟和社會發展指引方向和目標。相比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容更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理應團結一致，為實現「十二五」藍圖而奮鬥。
繼續蹉跎歲月香港不進則退
事實是，由於種種因素，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已經蹉跎了10多年。如果繼續蹉跎，則將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但是，就在香港社會把注意力集中於香港如何落實國家「十二五」規劃時，公民黨卻以司法為手段，以港珠澳大橋工程為切入點，企圖阻撓香港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可以說，沒有香港融入國家主體經濟，也就沒有香港在國家「十二五」規劃中的角色和地位，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就將是一句空話。
面對反對派來勢洶洶，特區政府亟須提高施政水平，盡快推出關於香港經濟和民生一系列結構性問題的標本兼治的政策和規劃。同時，愛國愛港陣營亟須展示高於反對派的公共政策主張和展開深入細緻的競選工作，以爭取選民的理解和支持。如果特區政府採取「回應」式的態度來提高施政水平，那麼，已然形成的管治和施政弱勢就很難扭轉。如果愛國愛港政治團體不能在關於香港經濟轉型和改善民生的一系列重要公共政策議題上提出顯然區別於反對派的主張和建議，那麼，歷次地區選舉所顯示的所謂「六四定律」就很難打破。如果香港政治出現那樣一種格局，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就將遭受反對派更大的破壞。700萬香港居民應當深長思之而警覺。（本文原載香港《鏡報》月刊2011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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