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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 何
反對派一再無中生有說，遞補機制剝奪了選民的選舉權利。這種說法是顛倒黑白的，選民在基本法和選舉法的規定下，參加立法會的分區直選投票，選民都預先知道選舉產生的議員任期四年，突然之間，有當選的議員說：「一切都不算數了，所有的許諾都不會實現了，我要辭職，另外搞一次公投」。「名單上的候選人也不肯接替空缺，非要補選不可」。這是最可恥的違反承諾，也是最無賴的欺騙行為，實際上把選民委托議員為其工作四年的期望和權利都剝奪了。
香港每一屆的立法會選舉，選民在基本法和選舉法的規定下，參加立法會的分區直選投票，大家都預先知道選舉產生的議員任期四年，而且參選者提出了競選的政治綱領和承諾，要在這四年任期裡面作出實踐和兌現，不會辜負選民的委託。 但反對派議員「辭職搞公投」、「宣告起義」，其實是剝奪了基本法和選舉法所列明的選民的四年一次的選舉權利，把他們期望和委託都化為零了。
「公投議員」不尊重選民權利
反對派「公投議員」不尊重法治，不尊重選民的權利，也不尊自己的人格和承諾，為什麼選民還要給他們第二次「玩嘢」的機會？若漏洞不堵塞，在四年任期之內，這班不負責任的議員可多次進行辭職，製造混亂，製造麻煩，騷擾選民。他們一次又一次玩弄承諾、愚弄選民的補選，浪費大量的公帑。
基本法沒有規定議員辭職一定要補選。世界上其他實行比例代表名單制國家，也是實行了同名單的候選人遞補而不補選的方法。這不存在什麼「剝奪補選權」的問題。堵塞濫用辭職的立法漏洞，使政客不可能再剝奪選民的權利和期望，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他們卻賊喊捉賊，把遞補機制堵截他們的「玩嘢權」，顛倒是非說成是剝奪選民的選舉權。
防範「變相公投」故伎重施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指出，對辭職再補選，政府和立法機構可以在法律上視它為構成濫用程序的一個做法。因為客觀來說，第一，選民會有一段時間，即由議員辭職至補選的這段時間內，選民被剝奪由一個議員代表處理立法會事務的權利；同時，立法會又會少了一位議員的參與；第三是辭職涉及公帑的損耗。大家都記得，在2010年的開支涉及１.26億；最後，如果有這樣的情況，辭職又補選的話，其實我們可以考慮，亦會擔心會不會影響選舉制度本身的尊嚴。遞補機制建議堵塞構成濫用程序的做法，亦可保持議會內的延續性，避免浪費大筆公帑。
特首曾蔭權就遞補機制的爭議作出回應，指出遞補機制法案，是源於去年的變相公投運動，「當時香港市民普遍是嘩然的，亦強烈反映認為特區政府應立即提出方法，堵截這濫用補選機制的做法。」他指政府提出的遞補機制，就是回應市民的訴求。
反對派對「變相公投」念念不忘，凸顯出政府引入新機制，防止議員濫用辭職再選的做法是必須和必要的，特別是2012年立法會選舉將有區議會（第二）界別選舉產生的議員，假如反對派「公投議員」循此界別當選，只要有一名議員辭職，就可以達到去年五名議員共同辭職的效果，蠱惑人心，破壞穩定，而所需成本所冒風險更低。現在特區政府防患於未然，事先立法阻止，自然是明智的。
反對派唯恐香港不亂
選民都熟悉反對派的指鹿為馬，得寸進尺的往績了。政府派錢紓解民困，他們公然反對杯葛，說政府沒有接納「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政府同意了最低工資的立法，他們又轉過來攻擊中小企業老闆為「無良僱主」，要突破28元的上限，使工資和福利高過了一些行業可以接受的上限，導致不少企業倒閉，使競爭力較弱的工人陷於失業困境。他們包攬訴訟，借用一個不識寫字的老婆婆的名義，進行司法覆核，提出「基線評估」，使政府七十八項工程陷於停頓，大量中小企業和專業人士失去了工作機會，幾萬名勞工無工可開。他們反對填海造地，使香港的住宅用地供應，相當短缺，供不應求，香港居民要住貴屋，居住條件擠迫不堪。結果他們又走出來一刀切「篤僭建」，令社會矛盾大增，滿城風雨，中小業主愁眉苦臉，人人都說反對派大整蠱禍港殃民。
反對派一連串的反政府行徑，損害了香港的根本利益，倒了港人的米，港人對這種唯恐香港不亂的行徑怒氣衝天，反對派的民望大幅度插水，他們知道不妙，為了轉移社會視線，圍繞遞補立法大吵大鬧，然後催谷市民上街，還誇下海口說：「遊行人數決定遞補立法的勝負。」
他們太善忘了，從五月開始，他們不是每個星期日都發動了遊行示威嗎？結果，遊行的人數越來越少，最後只有小貓三四隻，他們才總結經驗說：「反對財政預算案的行動距離民意太遠了。」他們一口氣做了那麼多損害選民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事情，舊賬還沒清算，就幻想香港大多數市民們失憶，改而追隨他們上街，這是不是錯誤計算市民反對他們搞搞震的形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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