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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上周本欄文章談到，現階段中國的最大問題，依然是政府職能轉型的不徹底。正是這一問題，導致了中國的「非典型市場經濟」狀況，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系列經濟、社會矛盾和衝突。
警惕計劃經濟思維死灰復燃
現階段中國的奇特現象是：一方面是經濟形態已勉強披上市場經濟的外衣，而另一方面行政體制從機制到官員的思維和行為模式，都依然帶有嚴重的計劃經濟的烙印或基因。雖然其表現方式已不再是政府直接決定生產規模、產品價格和銷售渠道，但政府卻擁有對經濟項目審批的生殺大權。
問題是：如果是純粹的計劃經濟，那麼經濟活動雖如一潭死水，但畢竟沒有尋租和腐敗的土壤；相反，在經濟一潭死水，人民毫無私有財產和權利的情況下，執政黨的理想色彩和精神氣質反而可以對人民構成吸引力。而「非典型市場經濟」卻既帶有市場經濟的外殼，又帶有計劃經濟遺留的政府職能精髓。
這種情況的必然結果是：一方面，由於政府無法退出市場而滋生了腐敗的土壤和機會；另一方面，當經濟危機或風險發生的時候，傳統的計劃經濟烙印又會十分自然地跑出來，以凱恩斯主義調控或社會市場經濟的名義，實際上帶來的是計劃經濟形態的死灰復燃。
人們只要看一下這幾年的一些現象，就可以明白這一點。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後，四萬億投資、基建款項，最後大部分都流向了國有企業；為抑制房價瘋長，各地紛紛出台強制性行政命令，有些甚至直接與戶籍制度掛鈎。
眾所周知，現階段的中國，正面臨工業化二、三十年後必然的城市化進程和難題；為拉動內需，城鎮化建設將是未來中國的重要任務之一，而其關鍵就是徹底取消戶籍制度。但在抑制房價的過程中，人們卻明顯看到了戶籍制度的死灰復燃。
一個本身荒唐的問題（如房價飛漲），不等於可以用另一個同樣荒唐的手段（如行政命令和戶籍制度）去解決。這種做法在本質上與凱恩斯主義或歐洲的社會市場經濟大相逕庭，其背後的原因則是多層面的。
「國進民退」背後的文化基因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實行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時，許多國有企業和資產被大量賤賣，當時的「民進國退」曾引起人們的憂慮。但這幾年，「國進民退」則同樣引起人們憂慮，甚至是更大的憂慮。
如果說，「民進國退」是市場經濟早期雖不健康，但卻難以迴避的歷程，那麼「國進民退」則折射了從體制到文化的雙重問題。從經濟體制上看，如上所述，中國的政府職能還帶有相當程度的計劃經濟基因，因此「國進民退」對許多政府官員而言似乎天經地義。
從文化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其實蘊藏著相當多與市場經濟不相匹配的基因。在中國百年現代化的歷程上，「國富民強」、「富國強兵」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真理，但「富」的主體永遠是「國」，而非「民」；市場經濟重視個人權利和契約精神，這一點在中國傳統文化基因中完全沒有基礎；儒家哲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衍生出小家永遠服從於國家的觀念，要確立「民富」思想以及私權與公權的博弈，其難度可想而知。
體制的原因加上文化基因，導致中國雖歷經三十多年改革和近二十年的市場經濟，但一有風吹草動，計劃經濟和「國富」的觀念立即死灰復燃。
因此，中國現階段有兩個亟待理清和重視的問題：一、不能將政府職能轉型不徹底而帶來的政府強勢，與成熟市場經濟下的政府干預功能混為一談—若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那麼中國可能會沾沾自喜於所謂的「政府干預」或「中國體制模式」，而延誤了中國進一步改革的進程；二、須重視中國改革進程中計劃經濟思維死灰復燃的情況 – 這一體制上的痼疾，加上中國傳統文化基因中一系列與市場經濟不相匹配的成分，可能將使中國現階段的改革在表面前進的背後，陷入實質上的停滯乃至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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