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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再嚴密的監察制度，也有作用消渙的時候。譬如，清朝的監察制度是比較細密的，然而好多大案要案露出醜惡面目來，則與監督機構沒有甚麼關係。最明顯的是王亶望案。
王亶望的案子引起乾隆的注意，並不是各路禦史奏報、彈劾的結果，而是與阿桂、和珅在甘肅評定蘇四十三作亂有關。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甘肅河州爆發了蘇四十三領導的回民起義。經過幾次交戰，官兵損兵敗北不能速勝。乾隆很生氣，撤了陝甘總督勒爾謹的職。時任甘肅布政使的王廷贊，主動向乾隆上奏，說現在正是用兵之際，軍費緊張，自己樂意把平時積攢的四萬両廉俸銀貢獻出來，「以資兵餉」。乾隆皇帝見王廷贊一出手就是四萬両銀子，覺得奇怪：僅僅一個藩司，家計怎麼那麼充裕？是不是和捐監有關？
清代的藩司（布政使）是總督、巡撫的輔助官員，俸銀、養廉銀合在一起每年不足一萬両。尤其甘肅，偏遠貧瘠，「官場素稱清苦」，所得與富庶之地的布政使有差距。甘肅的布政使養廉銀為每年7000両白銀；俸銀不分地域，全國標準一樣。布政使是從二品官員，每年也就是白銀155両。因此說，王廷贊無論如何也捐不出四萬両私銀。
於是，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乾隆皇帝傳諭大學士阿桂和署理陝甘總督李侍堯，嚴密訪查王廷贊，看他是否染指捐監一事。當時，蘇四十三起義這個事件還沒有得到控制。乾隆並未因有軍事行動，就擱置調查甘肅的貪污案。
甚麼是「捐監」？曾經積弊甚重的「捐監」，甘肅為何又得重開？所謂「捐監」，就是允許一些有錢有糧的人通過捐糧換取「監生」資格，並可以應試入官，稱「監糧」。捐交的穀糧，遇到災荒即用來賑濟災民。七年前，也就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當時的陝甘總督勒爾謹奏請，甘肅地瘠民貧，需要在轄區內實行捐糧為監。乾隆同意了勒爾謹的意見，並派出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前往甘肅主持捐監。王亶望在乾隆眼裡屬於「能臣」，有在甘肅工作的經歷，做過知縣、知府，這次到甘肅做布政使，屬於平級調動。王亶望到任後，向總督勒爾謹建議各州縣都可以收捐，這樣可以解決內地糧倉儲備不足問題。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王亶望赴任已經半年了，他向乾隆帝匯報了甘肅省的「捐納」情況：到九月底止，已有19,017餘人前來捐納，共收得糧食827,500餘石。乾隆皇帝肯定了王亶望工作成績，說他「承辦認真」；除此他還有幾個疑問，勒爾謹自圓其說地解答了，沒有露出破綻，乾隆也就相信了。實際上，王亶望所謂的八十多萬石糧食只是個虛數，糧倉裡一粒也沒有。不久，勒爾謹又上奏，稱甘肅省雨水稀少，連年大旱，需要大量的糧食賑濟百姓，希望皇帝准許把糧食折成銀両。
經過精心謀劃，王亶望們將皇帝只准捐穀的規定做了改動，原來四十石糧授一名國子監生，改為收取銀両後，授一名國子監生則變為五十五両白銀。如此這般，甘肅這個不富裕的省份，就成了那裡官員的「富貴鄉」，民間的捐銀巧妙地變成了私有財產，自總督以下都有份，自然王亶望得銀最多。最後，甘肅全省各級官員一百餘人，「上下勾通一氣」，毫無忌憚侵吞國帑民膏。
由於捐監有功，乾隆四十二年五月，王亶望陞遷為浙江巡撫，由王廷贊接任布政使一職。王廷贊「知其弊，不能革」，甘肅一如從前，集體貪贓枉法。
不能說這一系列欺騙朝廷的措施，是總督勒爾謹的原意，但作為總督不僅默認布政使的貪污行為，而且為其提供方便，負有嚴重的領導責任。勒爾謹的結局頗為引人思考：乾隆沒有讓他異地為官，或有名無實地避避風頭，而是迫令他自殺。這是案件暴露後的一些話，不必多提。
實際說來，甘肅貪污大案的查處，並非單純因為王廷贊捐銀四萬両一事。那件事不過提醒皇帝，甘肅捐監可能有問題。實際上，原任布政使王亶望的奢靡生活，乾隆一直印象深刻，也常有所思，但沒有證據。真正使這件「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啟動大範圍調查程序的，是大學士阿桂與尚書和珅初入甘肅時的報告。和珅奏摺說入境即遇雨，阿桂也報告軍隊經常遇雨，道路泥濘，難以速進。「雨」字，使乾隆的懷疑之情有了湧瀉的突破口，因為甘肅省的報告向來稱少雨大旱，需要賑濟。《清實錄》曰，乾隆看了阿桂他們的報告很感慨，「可見該省亦並非竟少雨澤，人言俱未足信」。傳諭阿桂、李侍堯確切訪察。阿桂、李侍堯奏報了王亶望等令監糧改輸銀及虛銷賑粟自肥各種情況，甘肅的彌天大案才揭開了暗幕。乾隆表態：「案內各犯，俱屬法無可貸。」王亶望處斬刑，王廷贊處絞首，勒爾謹賜死；貪污數萬両的巨犯斬首56人，免死發遣46人，革職、杖流、病故、畏罪自殺數十人。
以「醜聞」論，嚴厲的清王朝竟有這樣的黑幕，對乾隆未必有利；可從國家長治久安的角度說，乾隆皇帝此舉不僅維護了統治，也使人認識到他的睿智和聰明。這比把醜惡遮蓋起來不讓人知道，強了不是一點半點。可惜後來這位皇帝處理貪污案時態度不再這樣堅決。
此案留給後人的疑問也不少。比如，嚴密的監督制度為甚麼對此案沒有任何監督？所謂監督，對高官能起作用嗎？這不僅涉及到監督的地位，也與如何設置監督一職有關。
在清代，總督、巡撫等封疆大吏，是地方最高長官，兼掌地方監督，擁有彈劾、考察、薦舉、罷免官吏的權力。地方監察官員則為其屬吏，命運與督撫息息相關，自然心存顧慮，不敢彈劾。這就使監督陷於尷尬的境地：位高權重的督撫，本身是應該受到監督，但他們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難以受到監察機關的有效監察，使監督變得徒有虛名。譬如，雍正皇帝時，河南巡撫田文鏡深得聖上寵信，禦史謝濟世彈劾田文鏡不法，世宗看了奏摺很不高興，「擲還其疏」。乾隆初年，江蘇按察使陳宏謀彈劾巡撫金金共「欺公累民，自開捐報墾不下二十餘萬畝，實未墾成一畝」。結果朝廷不但未處罰金金共，反而將陳宏謀降級調用。
監督不了，實質原因在於專制體制，之後才是監督制度設置的缺漏。如山東巡撫國泰貪縱營私，為禦史錢灃參劾，國泰罵錢灃曰：「汝何物，敢劾我耶？」國泰的囂張，初看來自於「朝裡有人」，其實得自於他的用人權力。專制社會使用誰，提拔誰，都是統治者一個人說了算，毫不公開，好不透明，宋朝以後尤其如此。這樣環境，監督也只能成為具文，難以真正實行。一些案件，只有貪污集團內訌才會偶然由內部人揭發出來，不然就像乾隆發現甘肅大案一樣，無意之中捉得大魚。 （識貪．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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