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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 火
俞平伯晚年對「紅學」研究，有了新的了悟。他在香港發表《評〈好了歌〉》的演講，很受學界激賞。
俞平伯指出：
《〈好了歌〉解注》與《紅樓夢》不相當，不是由於偶然的。一、廣狹不同。《紅樓夢》既是小說，它所反映的面是有限的，總不外乎一姓或幾家的人物故事。《好了歌》則不同，它的範圍很廣，上下古今、東南西北，無所不可。《紅樓夢》故事自然包孕其中，它不過是太倉中的一粟而已。妙在以虛神籠罩全書，如一一指實了，就反而呆了。二、重點不同。《紅樓夢》講的是賈氏由盛而衰，末世的迴光返照，衰而不復盛。然而《解注》的意思卻不是那樣，它的重點正在衰而復盛上，卻並不與《紅樓夢》本書相抵觸，因得旺氣者另一家也。
說起俞平伯研究《紅樓夢》，有一段令人唏噓的故事。
俞平伯曾自況自喻地說：「我僅是讀過《紅樓夢》而已，且當年提及『紅學』，只是一種笑談，哪想後來竟認真起來。」
造物弄人，套韋柰所說的：「傅斯年、顧頡剛兩位在各自的學術領域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卻都沒有成為『紅學家』，唯獨外祖父在『紅學』領域佔據他應有的一席之地。」
俞平伯的妻舅許寶騤曾撰文介紹俞平伯的處女作《紅樓夢辨》原稿失而復得的曲折經過：
時值年富力健的俞平伯，歷時三個月寫完了《紅樓夢辨》，「興沖沖地抱著一捆紅格紙上謄寫清楚的原稿，出門去看朋友（也可能就是到出版商家去交稿）。傍晚回家時，只見神情發愣，仿若有所失。哪知竟真的是有所失—稿子丟了！原來是僱乘黃包車，把紙卷放在座上忘了拿，等到想起去追，車已遠去，無處可尋了。俞平伯夫婦木然相對，心裡別提有多彆扭了。偏偏事有湊巧，過了幾天，顧頡剛先生（或是朱自清）來信，說他一日在馬路上看見一個收舊貨的鼓兒擔上赫然放著一堆文稿，不免走近去瞧，竟然就是『大作』。他驚詫之下，便花了點小錢收買回來。於是『完璧歸趙』。」
俞平伯憶及此事，感慨良多，他曾對韋柰說：「若此稿找不到，我是絕沒有勇氣重寫的，也許會就此將對《紅樓夢》的研究擱置。」
錢鍾書先生說，「假如」是一個最快樂的字眼，對俞平伯來說，也可以作如是觀。
假如俞平伯失去了稿件，假如他沒有出版《紅樓夢辨》，就不會發生一九五四年批判他的紅學研究，文革也不會被當「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來揪鬥……。
俞平伯是解放後「文壇三公案」的主角之一。其餘兩個主角是《武訓傳》的姚克、「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胡風。
俞平伯對《紅辨》失稿往跡，不勝感慨。他曾在一封信中指出：「稿子失而復得，有似塞翁故事，信乎『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也。垂老話舊，情味彌永；而前塵如夢，跡之愈覺迷糊，又不禁為之黯然矣！」
感情內儉的俞平伯，對影響他一生的這一本著作，其慨歎之情，躍然於紙。
俞平伯因老早受到批判，他對《紅樓夢》還有不少未竟的計劃，皆因手頭上沒有資料。上世紀五十年代靠邊站，文革時所有參考書都被抄走，所以無從下手。
他晚年對韋柰說：「老實講，我還有很多想法，例如我一直想搞的《紅樓夢一百問》，還有過去所談的也有許多不妥之處，應予糾正。但手頭上沒有資料了，還搞什麼。」
這是俞平伯的遺憾。 （《俞平伯與紅學》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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