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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TD尚乘財富策劃董事兼行政總裁 曾慶璘
現時世界經濟大致上受美國貨幣政策、歐債救援機制，以及歐盟國家的經濟前景、稅基管轄權及義務等政策所影響。可是筆者認為，當中影響世界經濟發展最深遠的應算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及再平衡等問題。
首先，在中國有待脫貧的總人數仍是世界之冠，貧窮人數的發展空間和基數仍然巨大，但要人口紅利正大幅減少，需要受照顧的青幼及老人負擔則減低。
其次是匯改將為大眾消費和信貸的行為模式上帶來巨大轉變。當貨幣持續升值，理論上自然全民皆富，然而經濟驅動模式也須從外銷轉為內需。
最後的問題是：中國是否已準備妥當？可惜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國內貧富不均，教育水平存有差異，省市政策不協調，經濟模式並不完善，無法承受匯改和大量熱錢的衝擊，若難以控制大量熱錢湧入，勢必令中國陷入一個比日本更大泡沫、更深遠的衰退，直接影響社會穩定。中國雖然有著自己獨有的經濟模式，但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的經驗仍很值得中國借鏡。
社會協調和均富是本質
一言道之，匯改是催化劑，社會協調和均富是本質。催化劑只能放大本質的影響，而不能改變本質。但匯改是必須實行的，完全不是因為國際間的壓力，而是中國自身的需要。由於低成本的勞動力和出口型經濟主導的發展，因而定立貨幣政策一直以來是為了人民得以就業。
所謂的保增長就是利用金融政策、信用額和行政手段去保持出口增長近三十年。中國刻意地控制匯率是為了維持出口競爭力，同時匯率不平衡的隱性損失(Dead Loss)，卻不易讓國民體會到。例如：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波幅被控制在一定區間(即某程度上與美元掛鈎)，當美元貶值而引發通脹時，內地通脹壓力更甚，於是人民銀行便調高存款準備金。可是，調高存款準備金其實是抑制供方，而不是求方。於是在國內通脹壓力更大，及銀根緊缺下，苦的便是新生企業、創業者、民企和落後產能。
如要壓抑求方，只有加息才可以發揮效用，但當中最大問題是：中國家庭本來便善於儲蓄，加息只會令儲蓄率過高而又相對地壓抑居民消費。更甚的是由於國民儲蓄額過大，國內又難找到低風險的投資項目，人民銀行更將國民儲蓄投資美債。舉例，人行支付國民5厘息，卻只收取美債1厘息，之間的4厘息差額便是筆者所謂的隱性損失。用平民的說法便是：為了有工開，只要接受發達國家所付給中國勞動人口的超低人工，也要出賣血汗。
表面上筆者在談貨幣政策，但如前所述，這不過是催化劑，是果而不是因。中國經濟結構要成功轉型，大前提是必須維持一定程度的就業率和生產總值 — 內需取代外銷。如果國民收入不均，貧富差距過大，刺激內需就很容易大幅推高高端消費品的價格，從而拉動基礎日用品的價格和通脹率。一旦現在落實了匯改，必然將社會矛盾放大，引來社會不安，甚至引起政局動盪。所以在刺激內需、匯改和就業之前，必先平衡和促進社會均富。國策當中的機遇之大，在社保、醫改、保障房、集中加快三、四線城市發展等方面，筆者將在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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