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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接受本報記者專訪。陸寧攝
——專訪台灣著名詩人余光中
一九七二年，台灣詩人余光中一首《鄉愁》伴隨著無數的遊子度過了那段兩岸隔絕的歲月，那一年，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已二十三年。時隔四十年後，現任台灣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的余光中在北京接受本報獨家專訪，如今的他已經可以自由往返於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他詩的行腳也頻頻落在中國大陸的四面八方，從永春到廈門，從蘇東坡的家鄉到李清照的濟南，到屈原的汨羅江，再到出生地南京……走得越多、交流得越深入，越解了那縈繞半生的鄉愁。他說，五十年的政治阻隔不了五千年文化的一脈相承。 ■文：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記者 王曉雪 ■攝：陸寧（部分）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抗戰中的余光中輾轉於重慶讀書，嘉陵江水、巴山野風將他浸潤。談及當年的往事，已是八十四歲高齡的老人聲音有些低沉，他說，二十一歲的人也會體會滄桑了，對中華文化也有了相當的濡染。如果當年離開大陸時只有十二、十三歲，或許就不會寫出《鄉愁》這樣的詩。
這首飽含深情的《鄉愁》也成為遙遙相望的兩岸同胞共有的思鄉曲。余光中特別指出，同一時期他還寫下了很多同樣主題的詩，其中《鄉愁四韻》和《民歌》先後被羅大佑和李泰祥譜曲演唱，並深受大陸同胞的喜愛。
海峽有隔阻 不阻雲彩飛
余光中透露，在寫下《鄉愁》二十年後，應社科院邀請，他的雙腳終於再次踏上大陸的土地。此後隨著兩岸關係的不斷緩和、民間交往的日益頻繁，余光中也越來越多地回到大陸，至於次數，他想了想說，大約也有五十次了。
這個時期，余光中詩的主題已經從「鄉愁」改為「還鄉」。他向記者表示，如今兩岸的關係已不再適合寫鄉愁，詩的主題必須隨著生活的改變、隨著現實的轉移而改變。「這些年，我去過北京、大連、泉州、廈門、桂林、四川等很多地方。」一路走來，余光中留下的是對祖國、對故鄉的讚美和驚嘆，如兩萬多字的《山東甘旅》、近萬言的溫州遊記《雁山甌水》等，在這些作品中，他對祖國的深厚感情溢於言表。
二○一一年，同感於兩岸血脈情，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朱炳仁以詩言志，寫下《雲彩》一詩：「西湖潭印月／日月湖印潭／你我同是／天上一抱雲彩」，余光中興致勃勃，提筆以批註應和：「兩岸交流日，鄉愁自解時；海峽有隔阻，不阻雲彩飛。」一時間傳為兩岸文壇佳話。
從《鄉愁》到《雲彩》，可以看到的是中國知識分子一脈相承的精神風骨，更可從中一窺兩岸關係四十年來跌宕起伏的發展變遷。余光中坦言，時隔四十年，自己心中的鄉愁漸解，但依然有愁，這個愁不再是兩岸隔絕、遙遙相望的苦楚，而是多了些「少小離家老大回」倍感物是人非的新愁。
他說，如今回到故鄉，老師都已不在了，同學們的心也散了，那些童年中的記憶和讀過的古典文學中的描述都不復當初的模樣。「洞庭湖、長江都變了，黃河斷流了，三峽的走廊，充滿了三國演義的回聲，如今也都不見了，還是愁的。但我的鄉愁已經從小我的、地理的鄉愁擴展為親情的、整個文化中國的鄉愁。」
受聘北大「駐校詩人」
今年四月二十一日，八十四歲的余光中受聘為北京大學「駐校詩人」，這是一項國際上常見的文學與大學教育相互溝通和交流的模式。余光中也向記者透露了自己與北大的淵源，一九四七年他曾被北大錄取，但因戰亂留在南京大學，此後又去廈門大學，最後畢業於台灣大學。而在詩歌創作上，他也曾受到過很多北大人的啟發，「如上世紀三十年代有『漢園三傑』之稱的卞之琳、何其芳和李廣田。」他希望，六十五年後能夠回饋和反哺北大，對得起曾經北大的師友和前輩。
按照計劃，余光中表示將在北大駐校一個月，期間演講三個題目，同時希望在未名湖畔寫一些詩，「哪怕只是在校園裡走來走去，有興趣的同學可以來請教、分享創作經驗。」
獨家透露香港情懷
一九七四年，余光中遷往香港，彼時正值「文革」後期，相對於禁閉的台北，香港是兩岸之間地理最接近、資訊最方便、政治最敏感、言論卻最自由的地區。那一年，五十六歲的他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在香港的沙田一住就是十一年。
居港期間，他的詩在香港詩壇影響頗大，青年詩人受他詩風的影響，一度出現所謂的「余派」，向來平靜無波的文壇，還掀起過一波不大也不小的「余派」的論爭。而在余光中眼中，香港是一個中西合璧的地方，一方面很洋，一方面又很「華」。余光中認為，多年來，香港的文化也在改變，最早做過英國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如此長的時間，香港此前的教育難免強調英文，但香港又很愛國，會為了釣魚島事件去拚命和奮鬥，對於祖國的一舉一動，香港都可謂是十指連心，非常值得佩服。
最讓余光中念念不忘的是，中國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推手蔡元培晚年因身體不好在香港養病，不幸去世於一九四○年三月。舉殯當日，全港的學校及商戶下半旗致哀，他感歎，這樣的事情只有香港能做得到，而這也是香港僅有的一次下半旗。相較之下，胡適於台北去世時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景況。
談及此，余光中有些痛心地說，那時候的香港就是因為沒有祖國，做英國的殖民地，所以特別嚮往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傳統。
一九八五年暑期，離開香港赴台灣的余光中依依不捨，離別前，他說：「而在未來的訣別／在隔海回望的島上，那時／紫荊花啊紫荊花／你霧裡的紅顏就成了我的／——香港相思」。離別時，他更寫下一首《別香港》，寫出他的難捨難離：「如果離別是一把快刀／清鋒一閃而過／就將我剖了吧，剖／剖成兩段呼痛的斷藕／一段，叫從此／一段，叫從前／斷不了的一條絲在中間／就牽成渺渺的水平線／一頭牽著你的山／一頭牽著我的眼／一頭牽著你的樓／一頭牽著我的愁」。
詩歌未衰落 傳統文化需保護
中國是詩歌的國度，但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詩歌似乎正愈來愈被邊緣化，有人說，這是一個詩人「被寂寞」的年代。但在余光中看來，讀舊詩的還大有人在，不過是新詩被邊緣化，究其原因，無外乎文化多元化的結果，另外，詩人自己也沒有把詩寫好。
改革開放之初，是傷痕文學、朦朧詩應運而生的年代，那時候的詩歌是大眾化的，余光中回憶道，北京的《詩刊》每期都要印刷二十萬份，只是如今大眾的選擇越來越多樣化和小眾化，讀者被分解了，但新詩要和舊詩連在一起看，「我相信現在中國的學術界、文化界讀舊詩的還大有人在。」
但他強調，「我必須提出忠告來，要寫很新的詩，自己是不是能駕馭，能不能中西合璧，能不能古今交流，都是很大的考驗。」余光中常說，曲高未必和寡，深入何妨淺出，這是相當平衡的中庸之道。
事實上，讓余光中最擔憂的是城市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對傳統文化的保護，他表示，經濟搭台、文化演戲，文化雖然是精神價值的累積，但也離不開經濟，一個都市經濟發達，其文化才能隨之發達，揚州因為有了鹽商有錢可賺，揚州八怪才會應運而生。
余光中始終認為，經濟與文化的發展並不矛盾，管仲說，衣食足然後知榮辱，若衣食足還不知榮辱就是暴發戶。他特別提到，香港的邵逸夫做電影賺錢之後就到內地來把錢捐給博物館和大學，在這一方面，台灣的企業家還應向邵逸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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