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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候任特首梁振英提出，要利用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去解決社會積壓的深層次矛盾。這是一個重要和正確的社會經濟發展思路，不僅可釋除商界對未來政策可能偏重於分配財富的擔憂，而且是解決香港一系列深層次矛盾的治本之方。香港的工商界當然樂意為紓解貧富懸殊作承擔，但只有加快創造財富，把香港經濟的蛋糕做大，基層市民才能免除貧困惡化的壓力，青年人才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工商界才有投資熱情和信心。相反，搞民粹主義、福利主義，著重分配，忽視創富，只能加劇社會矛盾，加劇香港從「快」變「慢」的現象，造成社會全輸局面。而要經濟提速去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立法會就不能阻攔新政府改組，造成虛耗時間，蹉跎歲月。所有負責任的立法會議員，必須急市民所急，支持架構重組在7月1日之前落實。
候任特首梁振英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時表示，香港未來經濟發展必須全面提速，利用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去解決社會積壓的深層次矛盾。他上任後會採取短中長期的經濟發展策略，包括會在短期內大力推動「地區經濟」，並會在短期內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去研究成立金融發展局，專責推動金融業的多元化發展，建立中長期的經濟策略。
香港蹉跎歲月優勢正在減弱
經濟提速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這是治本之方。從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韓國、新加坡、台灣、香港，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騰飛，跨入「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被稱為「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龍過往各自的許多社會深層次矛盾，都因經濟高速成長而得到紓解。
但此後香港在積極不干預政策下，蹉跎歲月，經濟轉型舉步維艱，發展速度大幅減慢。以香港最直接的競爭對手新加坡而言，差不多每十年就要進行一次經濟轉型。從上個世紀60年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70年代的經濟密集型產業，80年代的資本密集型產業，90年代的科技密集型產業，一直到21世紀初發展為知識密集型產業。過去20年間，新加坡生產總值年均實質增長6.60%，高於香港的3.96%，香港的整體生產總值已經在2010年被新加坡超過。
香港與內地城市已經出現新版「龜兔賽跑」的局面。2009年，香港已失去作為中國生產總值最大城市的地位，而且經濟規模在未來數年內將被中國內地多個城市超越。預計四、五年後，香港經濟規模可能降至中國城市的第七或第八位，在上海、北京、廣州、深圳、蘇州、天津等城市之後。
若失創富能力 700萬港人何以為生
梁振英嘆言，過往大家講「香港速度」是「快」的代名詞，但到了現時，在地區內卻已等同「慢」的代表。因為「慢」，香港不僅綜合競爭力持續下跌，而且社會發展停滯，深層次矛盾日積月累，如貧窮問題、房屋問題、環境問題等。過去10多年，香港的整體經濟雖持續增長，但有3成人的人均收入不升反跌，反映他們未能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得益。香港貧窮問題，並非只是貧富懸殊，還有窮人越來越多。根據聯合國發展經濟學研究世界學院的報告，香港是全球人均最富有的國家或地區之一，但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報告指，香港是全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也是全球貧富懸殊嚴重地區之首。
香港商界主流具有社會責任感
然而，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既不能煽動厭商仇富情緒，也不能以「打土豪、分田地」方式去縮短貧富懸殊和解決貧窮問題，那種竭澤而漁的做法只會加劇社會矛盾。而一旦社會喪失創富能力，700萬港人何以為生？因此，梁振英提出要利用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去解決社會積壓的深層次矛盾，既釋除商界對未來五年政策可能偏重於分配財富的擔憂，也是對香港核心價值的肯定。「獅子山下」不畏貧困、堅毅不拔、追求創富的精神，就是香港重要的核心價值。
近年商業成功與商業剝削被錯誤劃上等號，某些人煽動厭商仇富有一定市場。 但商業成功不等於商業剝削，商業成功能助市民就業和增加收入。香港商界的主流具有社會責任感，對扶貧一直有心有力。面對貧富差距拉大，社會開始埋怨未能受惠於經濟成果，甚至出現不滿情緒，候任特首梁振英積極應對變化及挑戰，提出經濟提速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方向。對此，香港商界必會支持與配合，會在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就業和扶貧方面，作出更大貢獻。
予新政府機會令香港走出困局
日前，公務員工會聯合會、香港政府華員會、紀律部隊評議會（職方）、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發出聯署信表示：「糾纏香港多年的深層次矛盾，至今未見紓緩……近期歐債危機更將有惡化的危機，香港恐難倖免，包括公務員在內的港人，亟盼新政府甫上任即能全力帶領香港直面內外嚴峻的挑戰。誠盼各位議員能明白『時不我予』，急港人所急。」從聯署所見，公務員團體關注的是香港如何能夠抓緊時間，迎接經濟和社會的挑戰，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他們不願見到有立法會議員出於政治考慮阻擋架構改組，而願意予新政府機會求變，令香港走出困局，態度是正面和積極的。立法會議員若與積極的公務員一樣以服務社會和市民為己任，為何不能與公務員一樣，予新政府一個機會，支持改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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