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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越是想接「地氣」，就越無法深入新農村的新生活。 網上圖片
王曉華
近段時間，文藝界中的部分群體將「深入生活」比喻為「接地氣」。（如李春曉《接「地氣」才能有「靈氣」》，見5月26日《中國藝術報》）反對文藝家凌空蹈虛，強調創作應該貼近日常生活，這無疑體現了一種善意意志，但「接地氣」這種說法卻大可商榷——地處於我們足下，為我們提供支撐，讓我們站立於其上；將人民群眾的生活氛圍比喻為「地氣」，無疑暗示我們高於前者；這與人人平等的現代觀念相悖。
根據我的觀察，凡是喜歡使用「地氣」這個詞者，都差不多喜歡說「人民群眾」如何如何。在現代漢語中，人民、群眾、人民群眾實則是一個詞。這些詞雖然有多種含義，但都與「領導」相對。譬如，2002年編撰的《現代漢語詞典》就這樣解釋「群眾」：指不擔任領導職務的人。將不擔任領導職務的人比喻為「地」，意在強調其在下品格。在漢語中，地與天相對。後者在上，前者在下。無論如何，在上者都高於在下者。於是，高/低、上/下、作家/群眾的二分法生成了。要求作家接「地氣」，等於呼喚作家放低身段，把目光投向沒有權力的蒼生，以免自己處於「凌空」的狀態。這種說法貌似重視普通人，但實際上將他們當作低於自己的存在。說這種套話的人外表可能非常謙卑，骨子裡卻深藏著遮掩不住的優越感，暗地裡把自己和「人民群眾」的關係理解為領導和被領導關係。在這種等級製圖式支配下，他們常常把「深入生活」理解為「下基層」（「下鄉」、「下工廠」、「下城鎮」），把「下基層」說成「接地氣」。於是，電視上經常出現這樣的圖景：許多作家像指導「基層」般「體驗生活」，「基層」也如迎接領導一樣招待他們。對此，作家賈平凹的散文《定西筆記》有所透露：
過道裡突然有了咋唬聲，是小吳在和什麼人說話了：
啊王主任！
啊你怎麼在這兒，幾時來的？
來幾天了，陪人下來的。
哪個領導來了？
是……
啊，他來了！縣委、縣政府領導知道了嗎？
他不讓打招呼，悄悄來的，你可不要給人說呀！
作家即使選擇了微服私訪，也有主任這樣的重要人物陪著。要是通知了縣委、縣政府，那架勢可想而知。正因為如此，普通人才習慣把作家當作領導看待。儘管賈平凹以低調、樸實、真誠著稱，但流行的「接地氣」方式還是妨礙了他全面地「深入生活」——他眼中的農村總是處於落後的「底層」，他喜歡打量質樸、貧窮、苦弱無力的農民，他與後者打交道時總是遮掩不住自己的悲憫情懷。事實上，這種立場本身就意味著視野上的盲區，注定了作家難以呈現農村的全貌——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具有主體精神的新農民正在迅速崛起，他們在許多方面（如嘗試進行村一級民主選舉）走在城裡人（包括作家）的前列，早已不是「落後」的代名詞。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新農民才是作家和藝術家的精神導師。如果作家和藝術家能以學習的態度對待他們，那麼，這種新的生活方式才會向他們充分敞開，他們方能真正「飽滿自身」。
當然，有人會辯解說：我們提倡接「地氣」，恰是為了避免文學的貴族化和小圈子化，克服當前文藝創作中脫離生活的毛病，創造一種關懷眾生的大文學，實現文學藝術的公共性。然而，這種辯解還是敞開了一種自我矛盾的立場：如果你已經預先將普通人理解為「地」，那麼，你無論擺出多謙卑的姿態，都不可能平等對待普通人，又怎麼會真正深入到他們的生活中？倘若作家總是居高臨下地對待普通人，文學豈能不貴族化？在這樣的前提下，作家越是想接「地氣」，就越會背離人人平等的現代精神，就無法深入改革開放創造出的新生活，就難以具有真正的時代氣息。
批評「接地氣」這種不恰當的表述，不等於反對「深入生活」的創作主張，而是要讓這種主張落到實處。事實上，要真正地深入和反映生活，就必須放棄「接地氣」的精英立場，以平視的態度對待其他人的生活。他人不是大地，而是生活在大地上的人。將他們比喻為土地，表達的無非是俯視蒼生的高蹈姿態，但這遮蔽了文藝家和他人的真實關係——我們都是平等的個體。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普通個體也開始重視自己的權利和尊嚴，不再無條件地接受居高臨下的關懷、注視、觀察，更不會像大地那樣沉默地接受耕耘和收穫。事實上，無論怎樣卑微的底層個體，他在現代社會中都擁有公民身份，當然也應該享有公民的基本權利。公民意識的生長是當代中國社會最令人欣喜的變化。你是公民，我是公民，一個公民只能以平視的態度觀察其他公民。從完成從俯視到平視的轉變以後，文藝家在他人身上感受到的將不是低下的「地氣」而是高貴的「人氣」。只有理解、接受、適應這種變化，當代文學才會具有真正的時代性和底蘊。從這個角度看，文藝家應該放棄「接地氣」這種不恰當的說法，選擇更符合時代精神的表述。（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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