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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鵬
鐵馬兵戈之暇，曾國藩編了本書，叫《經史百家雜鈔》。要說起為何編這部古文選集。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叫板綿延了有清二百多年的「桐城派」祖師爺之一的姚鼐。數百年前姚老夫子，為了給「桐城派」的諸多弟子寫文章有個範本。
於是，不辭辛苦的翻檢書冊，挑來挑去，編了個這樣一部《古文辭類篆》的集子，從此，風行海內數百年而不衰，幾近家置一冊。要談起姚老夫子，可真是了不得。一個「桐城派」便左右了整個清代數百年間的散文創作。就算是到了這位湖南湘鄉的曾國藩，也難逃其藩籬。儘管在晚清文壇，曾國藩以湘鄉文人為主弄了個在文壇風生水起的「湘鄉派」，儘管有「曾門四大弟子」的諸多高弟。但後世文學史家還是依舊將他歸入了中興「桐城派」的功臣之一，「湘鄉派」也被視為「桐城派」蔓延至晚清的死水微瀾。畢竟，骨子裡的東西是抹不掉的。這就有點像《倚天屠龍記》裡明教和天鷹教的關係。
如果要仔細檢點檢點姚老夫子的道德文章，你就會發現這位老先生的頭銜實在不少。姚鼐，字姬傳。安徽桐城人。老夫子一生，中過進士，也做過京官。但剛年過不惑，便辭職，漂浮於東南天地間，游走於江南各大書院，做起了教書先生。皇皇巨著《四庫全書》修撰時，老夫子也眾望所歸的幹過《四庫》撰修官，留下的著作很多。是經學家也是文學家。
當然，讓他永垂不朽的，還是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依他在「桐城派」中的地位，便可以想見他的文章在清代文學史上的重要性了。然而，文章做得這麼好，除自身天賦之外，也與老夫子的善於接受批評，勇於改過有關。對於他提出批評的不是別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王鳴盛。說起王鳴盛，是任何一個談晚清近三百年學術史都避不開的人物。王氏自幼便聰慧過人，讀書自是過目不忘。有了這等稟賦，肆力於文，自然是宛若天助。因而科考道上一路暢行，32歲便一甲進士，當了榜眼。少年得志，是有清一代不可多得的經學家、史學家。其《尚書後案》《十七史商榷》二書，至今仍是治經史之學的必讀書目。特別是《十七史商榷》一書，與其妹夫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及趙甌北《廿二史劄記》並稱為乾嘉三大考據名作。
卻說有一天，王氏興奮的對旁人說道：「從前我文章不及桐城古文大家姚姬傳，現在卻不必怕他了。」旁人忙問「為何？」王氏一臉自信的說：「他又作詩，又填詞，又寫文章。人的精力有限，哪能樣樣精通呢？」話從口出後，便不脛而走。很快傳到了姚鼐耳中。於是姚鼐便陷入了沉思之中，雖然王鳴盛的話聽起來有些自傲，但也確乎言有所中。從此，姚鼐便摒棄了填詞這項從晚唐五代之際便流行於文人士大夫之中的文學體裁。專力於文，留下了一篇篇鑄於金石的散文名作。雖然，偶爾也作作詩，但也是聊托無涯之旅。並不是狠下功夫。終於在清代文壇，迥異獨出，稱為一代文章大家。而王鳴盛，最終文章也沒能趕上姚鼐。
書歸前文，數百年後，曾國藩也心裡有點不服，為甚麼偏偏是姚鼐？為何他的文章和選集能夠領袖群倫數百年？心想，文章要一定趕超姚老夫子。但他單單忽略了其他一些原因。因為，姚老夫子善於從旁人的批評，尤其是學界名流的王鳴盛的批評之中，刪去無用的資訊，發現自己的不足。並能夠下大苦力去克服改正。而自己，又要忙於圍剿太平軍，又要應付官場，還得抽空研究理學。心力分散，雖然能脫穎於時代，但要在文章上趕超前人。卻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通」與「專」，是一個多少年來文人學士呶呶相爭不休的話題。「通」猶如李太白的詩歌創作，秀逸獨出，磅礡而下。那種「疑似銀河落九天」的壯美也只能屬於欣賞了。天馬行空，只能遠遠的觀賞嘆服，終難模仿。而「專」則如同杜子美的孤危愁苦、沉鬱頓挫的詩風，取徑現實，描摹人情。後學想要模擬，也可以尋得門徑。故後代學杜詩而終成名家者尤多。特別是，宋代的「江西詩派」更是將少陵列為「一祖三宗」，苦力模仿。
姚鼐，便是深得其中三味，知道「通」可遇而不可求，而「專」則可以力攻而致。為何偏偏是姚鼐？這不僅是王鳴盛、曾國藩該思考的問題，也是我們每個人都應思考的問題。芸芸眾生，我們每個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想要成就一番成就。就得拋開俗世那麼多誘人的物什，專心於自己的愛好和志業。那麼，才能在自己喜歡的領域，闢出屬於自己的一角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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