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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康民
著名劇作家曹禺，在年輕時創作的劇本《雷雨》和《日出》，膾炙人口，至今演出未衰。他寫《雷雨》時，才二十三歲，可謂是一位天才的劇作家。
往後他再寫出《北京人》、《蛻變》、《原野》和改編巴金的長篇小說《家》，進一步奠定他的劇作家的地位。同時他也翻譯過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等外國名著。
但是，解放以後，曹禺雖然仍有作品面世，如《劍膽篇》、《王昭君》等，但已顯不出他在年輕時的創作鋒芒。連他自己也感到苦惱，陷入挫折感之中。
有人問他，是否被解放初期就開始的連綿不絕的政治運動嚇怕了？他答道：就是覺得不對頭，有可能出錯。害怕寫出「毒草」，拿起筆來就全身發抖，寫不成一個字。
曹禺現象，恐怕不是個別的。許多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早已成名的作家，在解放後未能再露鋒芒，這是事實也是不少文壇中人的共識。極左的文藝思潮的滲入，文藝批評的異化，使一批正當盛年的名作家未能施展所長，為時代留下更多腳印，為文藝留下更多寶藏，實在是太可惜了。
論者認為，曹禺的早年成名作品，是出自他內心的自然衝動，而不是來自外在的需求。他在創作《雷雨》時，便是有了《雷雨》這樣的一個模糊的影像的時候，一種複雜而又原始的情緒，由於按捺不住，就像潰壩一樣，鬼使神差般地就寫出來了。
所以應該承認，文藝創作是有個性的，帶有相當濃郁的個人風格。曹禺擅長於寫悲劇，他早年的創作只服從於他自己內心的召喚，發洩著被壓抑的憤懣，這才是他的創作衝動和靈感的來源。當他觀察到這種自我的風格與當年的政治氣氛和政治對文藝的需要格格不入的時候，擅長創作悲劇的曹禺，自己也就成為一個悲劇人物。他曾經對人說，自從寫完《蛻變》，我已經枯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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