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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鄉土文學」的定義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馮志弘
甚麼是鄉土？在費孝通著名的《鄉土中國》中，對於鄉土風俗，有一個非常形象的敘述：
「我初次出國時，我的奶媽偷偷的把一包用紅紙裹著的東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後來，她又避了人和我說，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時，可以把紅紙包裹的東西煮一點湯吃。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
鄉土文學．鄉土語言．鄉土本色
費孝通把「故鄉」和「農村」的風俗視為「鄉土中國」的特色所在，這是20世紀20、30年代中國文學常見的用法。好像我們熟悉的《邊城》作者，來自湘西的沈從文，就認為鄉下人「保守、頑固、愛土地，也不缺少機警，卻不甚懂詭詐。」（〈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到了80高齡，沈從文依然說自己是個「鄉下人」，「如果有靈魂的話，我的靈魂還是鄉下人的靈魂，處世的方法，我的一些想法，都跟城裡人不同。」（1985年郭晨的訪問稿）。周作人在〈地方與文藝〉裡指出風土對培養作者個性極為重要；在〈舊夢〉中，他又指出「強烈的地方趣味」，正是文學世界的一個重要元素。1925年，張定璜的評論文章〈魯迅先生〉把魯迅稱作「鄉土藝術家」。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認為許欽文「自招為鄉土文學的作者」，又說蹇先艾〈水葬〉等的作品是鄉土文學──這些講法，就構成了中國「鄉土文學」的概念了。
事就這樣成了。
慢著！事情可沒有這麼簡單！
差不多和魯迅、沈從文同時，1930年，在台灣，黃石輝發表了〈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認為台灣的鄉土文學就應當用台灣話，來描寫台灣的事物。因是之故，在連橫1933年編成，1957年出版的那本《台灣語典》中，提出了「夫欲提倡鄉土文學，必先整理鄉土語言」的主張。如果用這個定義，鄉土文學就必須用自己的母語，寫自己的故鄉了。這實在有點麻煩：中國有許多方言，尤其是少數民族，不少都沒有文字。他們的鄉土文學，除非用拼音，不然恐怕都「寫」不出來了。
事情發展下去，到了1977年又掀起高潮，這就是台灣著名的「鄉土文學論戰」。朱西甯〈回歸何處？如何回歸？〉（1977年4月）就擔心「所謂的鄉土文藝可以一時風行，只怕終將會流於地方主義，規模不大，難望成其氣候。」由此帶出了鄉土文學可能出現的眼光狹隘的問題。銀正雄〈墳地裡哪來的鐘聲？〉（1977年4月）認為，鄉土文學的「本來面目」應當清新可人，洋溢溫馨、純真、健康的精神。這個說法不僅就風俗特色，而且從作品風格層面對鄉土文學提出了規範要求。當時，許多人對於銀正雄所說的鄉土文學「本色」提出質疑。例如徐復觀〈評台北有關「鄉土文學」之爭〉（1977年10月）認為70年代台灣貧富差異越來越大，鄉下人生活艱難，「於是鄉土文學，必然也會成為反映這些生活不斷下降的父兄子弟的寫實文學。」李拙〈廿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動向〉（1977年5月）認為以鄉村為背景的作品，往往揉合了台灣鄉人生活的苦痛、辛酸和歡樂，這是生活現實。與之相對的，不一定是貧富問題，而是「西化」與「本土」的衝突。
上述意見從不同視角對「鄉土文學」作了詮釋，雖然切入點各有差異，基本上仍然以鄉村和農民作為討論對象，不牽涉城市。
「鄉土」與「本土」的歧義
與此不同，1977年8月，尉天驄發表〈鄉土文學與民族精神〉，認為鄉土文學不是指專寫農村或工廠生活的作品，「只要是愛國家、關心民族前途的作品，都是鄉土文學。」尉天驄跳出了「鄉土」必然指田園鄉村（Rurality）的觀念，而使之改換成泛指具備「本土化」（Localization）特色的文學作品。楊直矗的看法和尉天驄相近，他在〈甚麼是健康的文學？〉（1977年8月）裡說：「『鄉土文學』這個名詞很容易被歪曲為……寫鄉村的文學……其實所謂鄉土，都市也是鄉土。」王拓〈鄉土文學與現實主義〉（1977年8月）一方面指出「鄉土文學」可以指故鄉故土，或者農村鄉下，同時指出「把『鄉土』的意義拘限在農村，是與事實不符，並且是很容易在情感上和知識上造成一種『城鄉對立』和『地域主義』的分裂思想的。」
「鄉土文學」的定義出現了「田園鄉村」和「本土」兩種分歧，原因很多，也有政治因素，這裡只講「鄉」字的多義性。「鄉」本來就可以指鄉郊、鄉村，也可以指某族某人的原居地和出生地。例如「背井離鄉」一語，在當代的應用就不一定指離開鄉村；學子從香港負笈美國，也是「背井離鄉」。其中的「井」與「鄉」字已經不是實指離開原居地的那口水井，而是引申為離家。「鄉」也可以是行政區域，香港上水有河上鄉，即使這地區如何發展，只要名字不變，它還是「鄉」。卡謬（Albert Camus）的作品『The Stranger』，或譯『The Outsider』，中譯名稱為《陌生人》，或者《異鄉人》。其中「異鄉」一詞中的「鄉」字與「鄉村」無關，僅指地方。「異鄉」就是「另一個地方」的意思。
由於「鄉」本來就是個多義詞，「鄉」字的這些詞義又不一定能夠彼此包容和銜接，因此，我們根本就不能夠從詞義的角度，必然地把「鄉土文學」理解為「田園鄉村」，而排斥「本土」之義；反之亦然。
對此，呂正惠〈我的接近中國之路──三十年後反思「鄉土文學」運動〉（2007年）實在饒有意味。他提出疑問：為甚麼「鄉土文學」的論爭曾經這麼激烈，卻在1978年後像「突然」消失了一樣呢？呂正惠的回應很簡單，也一矢中的──因為「台灣文學」的概念出現了。由於「台灣文學」的說法比「本土文學」的說法更直接，「鄉土文學」中的「本土」意識就這樣被另一個新概念挪移掉。新的潮流出現，舊的話題被覆蓋，長江後浪推前浪，如此而已。
結語──抑或再講一講呢？
問題是，討論真的應該這樣結束嗎？我想說的是：對於「鄉土」的思考，是否真的已經夠透徹？如果「鄉土」不過是「本土」的代名詞，那麼，描述「鄉村」、「鄉鎮」的「鄉土文學」，本質又是甚麼呢？或者，到底有沒有這種本質？把「鄉土」理解為「本土」，會不會因此掩埋了「鄉土中國」的文學意義？就香港的情況來說，「香港文學」的本色是近年研究的熱點，那麼，有「香港文學」中的「鄉土文學」嗎？這個概念，是否能夠引申出一些新的思考？
文學論戰，固然是文學史的重要現象。但對於一些文學概念的深沉思考，仍然是極為重要的──許多年過去了，藉著目前香港本土意識的熱熾討論，是否也值得把「鄉土」與「本土」的話題再講一講呢？
（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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