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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樓
日前本港報章刊載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有關十八大報告的文章，其中對「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的一些闡述引起香港社會的關注或批評。在我看來，張的文章實際上反映了多年來香港社會的一種普遍呼聲。曾鈺成、黃仁龍、劉兆佳等就有此意。
回歸以來，究竟是否存在一些損害《基本法》的權威，又或者不利於《基本法》實施的制度和機制，才會導致「完善與《基本法》相適應的制度和機制」這種觀點的產生呢？
與《基本法》實施有關的現象
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在其《回歸十五年以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一書中多次談及一些與《基本法》實施有關的現象：
（1）《基本法》的制憲目標，在於鞏固政府的政治領導能力和管治效率，從而令香港可以在回歸後保持較高的經濟競爭力、良好的投資環境、快速的政策反應能力和蓬勃的發展態勢。不過，回歸十多年來，特首和政府的權力卻實質上「流失」了一部分，而「接收」那些權力的主體則是立法會、司法機關和媒體。
（2）特區政府拱手讓出一部分中央授予的行政權力，損害和扭曲了《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體制，實質上「擴大」了立法及司法權力，鼓勵一些人尤其是反對派不時利用立法會向政府施加壓力及爭取自己的利益，從而增加了管治的困難。
（3）特首在維護「一國兩制」和中央通過《基本法》所訂立的以行政主導為原則的特區內部政治權力配置上力度不足，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特首履行作為中央託付的「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關鍵執行者的能力和責任。
（4）即使在政府之內，真正懂得中央對港方針政策和《基本法》立法原意的人也不多。
（5）反對勢力可以通過立法會選舉進入政治體制之內對政府作出挑戰，但它卻並不接受國家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理解，因此反對派不是所謂「忠誠的反對派」，而是一群極難對付、力圖徹底改變中央的「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規定的香港政治體制，並得到部分西方勢力撐腰的堅定分子。
其實，何止是上述現象，還有回歸後香港法院根據《基本法》授權行使司法解釋權的案例達到270多個，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僅是4次行使立法解釋權，維護本港的繁榮穩定，卻被某些人士炒作到滿城風雨。
也還有某些人士近期刻意歪曲《基本法》有關條文，謊稱回歸之後五十年法律制度不變（實際上是「基本不變」，而非全部不變）。總的來看，回歸至今，無論是在權力配置、運行機制還是在思想觀念上，仍然還存在不少與《基本法》立法原意相背離、不適應於《基本法》實踐甚至是損害《基本法》權威的問題。其實，正是由於這些問題的存在，「完善與《基本法》相適應的制度和機制」一直以來都不是個別人士的觀點看法，而是香港社會的共同呼聲。
《基本法》「骨架」需相適應的「肌肉」
早在2000年4月6日，曾鈺成先生在《明報》撰文認為：「『一國兩制』沒有先例，在實踐中出現各種問題和矛盾，是無可避免的。《基本法》的起草委員會不可能預知所有將會發生的問題，更不可能為所有問題預設圓滿的答案。『一國兩制』的生命力，正是在於我們能夠在實踐中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從而發展和豐富這個創新概念的內涵。體現「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法律條文，隨著時間的推移，同樣需要發展和補充，這是很自然的事。」顯然，發展和補充體現「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法律條文，正是一種制度和機制上的完善。
2007年6月20日，時任律政司司長的黃仁龍在接受採訪時認為，《基本法》提供的是一套「骨架」，「我們要據此用實際的經驗、本地的立法和法院的判例來生長出『肌肉』，予以充實，這樣『身體』才得以健全。」很明顯，黃仁龍是從其專業的領域談及如何完善與《基本法》「骨架」相適應的「肌肉」。
相信正是因應香港社會的這種共同呼聲，張曉明才會在其文有所闡發。如果不是刻意忽視或者選擇性失憶的話，他的觀點顯然並非是毫無根據，更不是甚麼無稽之談，而是香港社會由來已久的一種呼聲。 (本文轉載自2012年11月26日《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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