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彥 火
柏楊說，中國是一個逃跑的民族。因為中國的政局一直在動盪中，戰亂要逃跑，白色恐怖要逃跑，連平穩時期也要逃跑，一個老百姓動輒會被扣政治帽子、思想帽子，何況是一個知識分子。
逃跑是上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
這就是聶華苓代表作《桑青與桃紅》的寫照。一個女學生，人格分裂成為兩面，一面是現實的，一面是虛幻的，有時現實，有時虛幻，互相交錯。
二○○九年十月，聶華苓獲香港浸會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在浸大為她舉辦的文學講座上，尉天驄說，桑青就是聶華苓，桃紅就是聶華苓的幻想。
聶華苓當堂否認了。以尉天驄對聶華苓本人及其作品的認識，應該不會太離譜，也許是說得太具體了。到底這是一部小說。小說的社會背景、歷史背景，與作者所處時代是相埒的，其中肯定有作者的影子，當然也有創作上的虛構。
有一點是真實的，聶華苓那一代人是無根、漂泊的一代——逃亡是唯一的出路。
一個自我流亡的作家，她與故國唯一相連的血肉臍帶是母語——中文。聶華苓未出國前用母語寫了七本書，去國四十五年，她出版的二十四本著作也是用中文寫的。
聶華苓在愛荷華生活半個世紀，作為一個作家，一直用母語寫作，她感到非常孤獨、寂寞，但她說：「我的筆從沒停止，母語就是我的根，是支持我飄泊的動力。」
聶華苓並沒有在寂寞與孤獨中老去，除了寫作外，她與夫婿保羅．安格爾共同主辦的「愛荷華寫作計劃」每年匯聚中外三十多位作家進行文學交流。特別為華文作家開了一個文學窗子，使華文作家接觸更多的西方文學，也把華文文學通過這個窗口帶到西方。他們這種開創性的舉構，一直影響著華文寫作界和華文文學創作。
陳思和說：「聶華苓一生都與中華民族的苦難與政治鬥爭聯繫在一起，但她成功地實現了超越」，她與保羅「建立起文學烏托邦的理想主義，溝通了華文作家與世界的交流途徑。這也是一種超越，超越了華文與世界的界限。我想，聶華苓的超越也許真正代表了世界華文的精神，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的領空上一面高高飄揚的旗幟。」
陳思和說得有道理，但究其實，聶華苓不僅是停留在烏托邦的理想主義，而是身體力行地一步步實現她的文學理念。
在愛大頒授國際貢獻大獎（Internation Impact Award）儀式上，我不禁激動地說道，為什麼我老遠從香港跑來參加這次盛會，因為愛荷華是我文學的故鄉，我的母親在這裡。
記得我甫踏入愛荷華安寓，聶華苓給我看了莫言的電郵。莫言說，聶華苓更像母親。
說聶華苓是參加愛荷華寫作計劃的作家們的親人和母親，並沒有言過其詞。到過愛荷華的作家和與她交往過的作家都會深深地感受過她的關懷、她的噓寒問暖。從寫作到起居飲食的每一個生活細節，她都想得周全，必要時她都會給予及時的援手——也許是一個電話、一聲叮嚀、一個意外的安排……她還經常為作家們親自下廚，……所有這些，在在令人感動，使你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中國大陸的男作家一般不會燒飯的，如攜同夫人一起的，可以由太太做飯，否則吃飯便成了大難題。有一年內地詩人徐遲單身參加IWP，他不會做飯，聶華苓便經常親自做好飯菜給他。 （《花果滿樹的聶華苓》之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