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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和教授。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整理）
今年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成立的十五周年。中心早前舉行研討會，邀請了海內外一眾著名學者一同回顧與前瞻中國文化的教學與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人文學院陳思和教授針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和現況，分析了四代最活躍的作家群體在當前文學領域的創作特點。
文學與時代的關係
陳思和教授表示，為了方便表述，他根據作家的出生年齡段，把他們分為「50後」、「60後」、「70後」及「80後」四代作一簡論。雖然這樣的劃分不能涵蓋每個作家的具體性，很容易抹殺了作家的個人性和獨特性，難免有粗疏、籠統之嫌，但卻能把文學創作與作家的出生年代、成長環境等掛勾，找出作家的群體創作與時代的關係。十九世紀法國文學批評家泰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提出著名的藝術生成的「三要素」，便已經指出了「種族、環境和時代」對於藝術形成的重要性。泰納認為，藝術是記錄人類心理的文獻，而人類心理的形成又離不開客觀的外在條件，所以，藝術創作的審美風格及其發展趨向，是由種族、環境和時代三種力量所決定的。文學也不例外。
「50後」的代表作家有賈平凹、莫言、王安憶、張承志、張煒、韓少功、史鐵生、閻連科等。這群作家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他們大多數在年輕時都經過上山下鄉或其他社會實踐，獲得了與原來生活經驗不一般的經驗，並在70至80年代時由農村、社會底層的民間生活直接進入高校學習，或者開始寫作。這一代人的創作生涯基本上沒有受到太多的壓抑，「傷痕文學」階段讓他們進入主流文學，而從「尋根文學」開始，他們在民間亦尋找了自身的立足點；90年代以後，他們逐漸擺脫了體制帶給他們的負面因素，順利轉向民間，重新調整了創作的美學與理想的追求。他們幾乎都在體制內生存，但立足於民間的創作空間，並用自己的方式表達時代的批判精神。這種有利的外部環境使他們的創作日臻精湛，在新世紀十年中完成了其獨特的藝術風格。
相比之下，以新生代為標記的「60後」（主要是指60年中後期出生者）作家就沒有類似的先天條件和後天環境。上世紀60年代是一個交替著大饑荒和大動亂的年代，人心惶惶，生育成了死亡的替代品，先天條件本身十分惡劣。不過，80年代末發生的政治風波迫使了他們反思自身，因此他們很容易再前進一步，從體制的束縛中擺脫出來，帶著樂觀主義的精神邁向市場經濟，這亦是這一代作家最初的創作背景和創作動力。但由於他們過於年輕樂觀，看輕了市場經濟體制本身擁有的戕害文學藝術自由發展的不利因素，在90年代以後又不得不返回體制之中。
「70後」作家的出生環境與60年代相比，還談不上過甚惡劣與危險，但是他們遇到了一個極為沉悶的年代。這一代作家不但不忌諱體制，還會主動適應體制，利用體制的資源。經濟的壓力直逼他們的現實生活，急功近利的現實主義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他們的主要寫作形態。縱觀70後作家的創作，主要環繞現實生活的細節和日常瑣事，那是因為他們對於新世紀中國經濟迅猛發展下人性的變異、人文精神在危機中的追求和想像等，能夠切身感受和自覺的意識，因此作品中少有能觸及靈魂的表達。
最後，「80後」作家出生於物質較豐富的年代。中國實行開放政策，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物質不斷流入，並受到民眾的歡迎。而他們受教育和寫作的年代，亦正是網路和新媒體文化興起的時代。在全球化之下，傳統的教育體制和文化體制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80後作家的形成，起源於上海一家文藝刊物《萌芽》雜誌和全國一批名牌高校連袂舉辦「新概念」作文大獎賽。這個大獎賽的宗旨，是以培養和鼓勵未來作家的想像力為旗號，旨在糾正中學教學中僵化死板的應試教育，因此它一開始就受到了中學生的普遍追捧。80後作家中的代表如韓寒，就是在這種普遍的青春騷動中被媒體培養成反體制的「新英雄」。他們大多數都是體制外的作家，活躍在新媒體的各種領域中，其創作帶有對主流文學的反叛。他們也主張透過互聯網等新媒體，直接與市場及讀者交流，這與傳統作家的創作模式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結語
陳思和教授重申，時代對於文學具有巨大的塑造力量。而以被關注的程度而言，如果把50後作家在當代的文學創作看作是主流寫作的高峰，把80後的新銳寫作看作是又一個新媒體時代的時尚寫作的高峰，那麼70後作家在兩者之間就形成了一個低谷，是被遮蔽了的一代。另一方面，80後作家雖然遇到了較好的寫作環境，但是他們無論如何都回不到50後作家所達到的主流文學高峰了；他們將推動著新興的媒體寫作，開創新的、符合這個時代之風的文學高峰。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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