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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天綱教授 。
──明清江南士大夫的「跨宗教」生活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陳寅恪在《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1932）中指出：「南北朝時，即有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國家有慶典，則召集三教之學士，講論於殿廷，是其一例。」可見自中古以降，儒、道、佛「三教」在同一個文化結構下，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依賴著，共融共生。而唐宋時這種「三教通體」的現象，至明清時期亦然。復旦大學宗教學系主任李天綱教授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出席「中國文化教學與研究2013：回顧與前瞻」研討會時，便簡介了明清時士大夫的宗教生活。
排佛道與儒教運動
明清時期，佛道流行，風氣漸趨奢靡，士大夫於朝廷斥責「釋道二氏」。明代馮夢龍的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的和尚、道士形象並不健康；清初儒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更借萬曆年間禮部尚書馮琦上疏重申：「臣請坊間一切新說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停科一年。」
然而，值得留意的是，江、浙籍的京官們回到家鄉後，往往不對本土宗教持反對態度，大多數都相當開明。明末講學，受「王學」思潮影響，江南士大夫和佛教、道教人士友好交往，三教貫通的情況十分平常。不過，這一點在正史中常常被忽視了。但是，在鄉鎮的地方文獻中，如方志、野史等「集部」著作、筆記、小說等「說部」作品，歷史常常會與「經、史、子」部的著述迥異。事實上，在這些非主流的文獻中，儒家人士並不刻板，儒學教義也不道貌岸然；身居高位的儒者，不但不排斥民間信仰，還莫名熱衷。
江南士大夫的「公共空間」
李天綱教授表示，在《金澤小志》中記載的各類寺廟留有很多碑刻和題匾，可從中看到儒家士大夫們的「跨宗教」生活。在金澤鎮頤浩禪寺中，便有明末著名士人董其昌（1555-1636，江蘇華亭人）在其中的「雪隱西院」題寫「冰壺」門額，留下墨跡。董其昌官至禮部尚書，家離金澤鎮很近。他晚年好佛，崇禎二年（1429）時更和陳繼儒一起在松江城西白龍潭請本地高僧蒼雪大師講讀《楞伽經》。
清代著名士大夫潘耒、徐乾學、魏學渠等，亦因為和頤浩寺住持處庵和尚有良好關係，便經常來金澤鎮逗留、參訪。寺中元朝書畫家趙孟頫用楷體書寫的《金剛經》，便正是由潘耒作跋。潘耒為江蘇吳江人，曾師從顧炎武，後好佛，「與（頤浩禪寺住持）處庵最投契，時來金澤，憩寺中。」潘耒又為管道升《篆文大悲咒》作跋，另撰《修禪堂疏》，都保存在頤浩禪寺中。昆山「三徐」中的長兄徐乾學是清初秉持「理學」的正統儒家，但他「與處庵善，致仕後，時來金澤」，作《飯僧田記》，由二弟徐元文書寫，題刻在彌勒殿的壁上。至於魏學渠，他是明末東林黨首領魏大中的侄子，擅有詩才，於順治五年（1648）即出仕，成舉人，卻被士人詬病。康熙十八年（1679），他在著名的「己未詞科」 中被薦舉，以舉人而及第，居五十名士之列，更為國人側目。李天綱教授推測魏學渠到金澤鎮頤浩寺，實有隱居規避的原因。在江南人士「反清復明」、「誓守名節」的抵制氣氛中，魏學渠，「降清」以後只好循佛道兩學舒緩內心壓力，佛教、道教寺觀因此便成了他的心理診療所。
江南士大夫和寺觀住持交遊，並非金澤鎮獨然，清初名鎮朱家角亦相當突出。朱家角鎮與金澤鎮相鄰，距離十公里，同屬青西淀山湖水系。水水相連，廟廟相通，佛教、道教，以及民間信仰也很發達。江南地區的儒教士大夫和當地的基層寺廟，有很好的交往。按《珠里小志》作者周郁濱的說法：「二氏學，儒者不道，然宗風高雅，能外形骸，儒行得焉。」一般儒家認為釋道二氏不足道。但是，周郁濱認為，僧侶、道士中也有一些品行高雅的，堪比儒生。鎮上有一座佛教寺院圓津禪院，歷史上曾經是一座民間道觀。該院和江南士大夫有著密切交往，明末清初的名公巨卿，除上面曾提及的董其昌及徐乾學外，范允臨、趙宦光、王時敏、吳偉業）、王鳴盛、錢大昕等，都曾為此院作文題詞，可見士大夫們看待地方宗教的實際態度。
圓津禪寺勝景，被士大夫引為聚會之場所。例如：青浦文教世家之子陸慶紹（崇禎十五年舉人；嘉靖二十年狀元陸樹聲之曾孫）舉為孝廉之後，遷居朱家角鎮，並創立「寅社」。社會之日，「春秋在圓津庵，夏日在明遠禪寺」。李天綱教授指出，近代學者多以庵堂、寺廟、禪院為中心，研究儒家的「公共空間」。在江南，儒家營造的「公共空間」，如書院、家塾、祠堂，其「公共性」其實遠不及佛教、道教的寺廟宮觀。而且，儒教場所的祭祀、宣講、表彰，是家族內部的活動；士大夫們與民同樂，悠哉遊哉，因此寺廟宮觀才是真正屬於公共人士的交流空間。
結語
李天綱教授表示，雖然清代經學運動注重五經的學問，企圖劃清儒、道、佛教的界限，但明代中葉以後的江南思潮卻是尋找三者之間的互補，以達至「三教之合」。根據地方誌書的記載，儒家士大夫即使標榜禮教，亦對不同信仰相容並蓄。（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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