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赤琰 香港中文大學前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
美國在處理斯諾登事件上法理失當，不好好研判斯諾登行為到底是政治犯或是刑事犯，以及具體入境情況，近期多番向香港和俄羅斯輕率要人，碰了一鼻子灰。但美國如此到處伸手要人，斯諾登以爆料做出更大的自保行動，當可預料。美國要為今次的歷史資訊大案化壞事為好事，最可行的辦法便是效法「水門事件」的案例，由國會成立「聽證會」調查「斯諾登門」（Snowdengate）事件，只有美國的立法與司法兩大部分能自我糾正行政濫權的行為。做或不做，就看美國自己了！
斯諾登事件自個多月前爆發以來，對美國國際國內的聲望影響仍沒停頓，而且有更惡化的現象。首先事件暴露了美政府對中國與香港的網訊大量盜劫，在剛結束的中美首腦習近平與奧巴馬兩人會談中，奧巴馬還振振有辭，指中國「黑客」頻頻盜取美國軍民的網上資訊，雖沒證據認定這是中國政府官方所為，但也要中國政府負起責任，杜絕此事。不料奧氏言猶在耳，斯諾登現身說法，揭發美國過去幾年來在國內外鋪天蓋地盜取網上、電話、個人資訊，其數量之大、涵蓋面之廣，已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其中內地甚至香港中文大學的數據庫、清華大學六大網絡等都被盜劫。這一揭發，顯然奧巴馬這下由原告轉為被告，他指中國偷，但無實據，但美國卻被前中情局職員揭發偷盜資料。如此一幕，奧巴馬對習近平的說話有多大信譽，肯定大打折扣。
美國輕率要人方寸大亂
其次，斯諾登離港飛往莫斯科，美國跟著向俄羅斯政府要人，俄羅斯總統普京親自出來說話，指斯諾登抵埗後並無出境，仍逗留在候機大堂，他去向如何？俄羅斯移民局無資料，無法奉告，更談不上提供政治庇護的問題。這一下，美政府又碰了一鼻子灰，連同向港府要人不果，又多了一次挫敗。說明美國在處理斯諾登事件上法理失當，不好好研判斯諾登行為到底是政治犯或是刑事犯。如是政治犯的話，要港府履行港美引渡斯諾登返美，就絕不是那麼單純的事了。何況當事人可以用「政治犯」身份向港方法庭抗辯，司法程序可就漫長了，可以打上三、五年官司，叫港府自己不顧自己的法律，不是強人之難嗎？普京的反駁，也叫美方無言以對，人沒經移民局一關，也就等於法無紀錄，無入境，叫俄羅斯逕自入候機大堂抓人送回華盛頓，豈不把俄羅斯降格為美國的老二嗎？以俄羅斯近百年來和美國交惡的程度，美政府如此輕率向對方要人，簡直是方寸大亂了。
再其次，說到厄瓜多爾，美國竟由副總統拜登向厄政府寫了信，要厄總統不要給斯諾登頒發庇護令。美國得到的答覆又落了空，厄政府沒明言會不會向斯諾登發庇護令，但看在拜登的信算禮貌，也會禮尚往來，說明會先知會美政府。但如果斯諾登真的向厄政府提出請求的話，知會之說不等於會從命，也可以是知會美國，告知考慮結果不能拒絕所請。何況厄瓜多爾外長也早已明言，如果發出庇護令，也不在乎受到美國貿易制裁，就厄瓜多爾早前已給予維基解密的阿桑奇庇護的做法來看，厄瓜多爾不理會美國壓力的機會很高。若然，美國又會再一次受挫。目前來看，如此與厄政府交涉，人家還未有行動，正式交涉已開始，很有向對方施壓的觀感，這不會是光彩之舉！
更不妙的是，美政府如此到處伸手要人，對斯諾登來說，其危難的感覺肯定會不斷升高，一旦到了沒回頭的程度，斯諾登會做出更大的自保行動，當可預料。就現已看到的動作來估計，他在港停留期間，針對內地和香港作出網訊偷盜的揭發，究其此舉動機，不外是向兩地人民告發美國，正告兩地不要無視於美國侵犯人權的犯法行為，要和他一起伸張正義。這一來，兩地便不能不顧自己人民的感受而將斯諾登引渡返美，這是他高明的一招。
亂抓人逼斯諾登爆料自保
同樣，斯諾登到了莫斯科機場後，接著也在當地揭發美政府偷盜俄羅斯情報的事，好讓俄政府下更大決心去頂住美國的外交壓力。接著他還揭發德國、歐盟總部及眾多成員國同樣受到網絡監控的事。這一下，德國及歐盟代表都紛紛發言，要奧巴馬作出交待。這一下，歐洲的注意力已由斯諾登身上轉到美政府身上，斯諾登此一著，也是自保高明的一招，在千夫所指的形勢下，是非爭論已不再是美國內部情報人員叛變的問題，而是美國犯上了向他國侵權的嚴重行為，如果美政府不理會國際要求釋疑，國際便會形成一股壓力，非要向斯諾登身上所有的盜證尋找答案不可。一旦形勢發展到這種程度，斯諾登作為一個極關鍵的證人，他的人身安全也就不再是生死自理的事，而是會變成國際爭相保護的證人了。也正是出於自保而不斷到處爆料的考量，已有新聞報道說斯諾登留港30來天期間，他的密友已來港協助他保管複製密件版，據說已收藏在銀行的保險箱內。這新聞是否屬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很有可能會如此，美政府也不能不作如此估計。一旦有此估計，也勢必會迫使美政府不得不檢討如此到處要人的行為，這不但欲蓋彌彰，弄巧反拙，而且最後抓不到人，反而是自己的罪行搞到天下無人不知了。
然則不抓人之外，又會有什麼高招可以將壞事變成好事呢？
美國行政濫權須靠立法司法糾正
就以美國一貫的做法去考究，通常遇上行政部門官員有什麼不法行為時，哪怕是涉及總統犯罪，根據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先由立法的國會成立特別的「聽證委員會」作出對事件的調查。在七十年代初，尼克松任總統期間，發生了「水門事件」的偷聽行為，涉案者晚間偷進「水門酒店」的客房，偷裝偷聽器，事發被保安員活捉，發覺犯人與總統府人員有關，最後經國會設立「聽證會」百般查證，發現事件涉及總統參與其事，向總統要文件，尼克松卻以三權各自獨立，國會無權向行政部門索要任何文件為由拒絕。但經憲法法院裁決指明，當最高行政人員涉嫌犯罪時，尼克松不能以總統身份逃避調查，此時尼克松命令其秘書瑪麗抽出有關錄音帶，洗掉其中20分鐘的錄音，估計這正是尼克松涉案的錄音證據。當技術人員向憲法法庭表明可以恢復被洗掉的錄音後，不到1小時，尼克松自己請辭，由副總統接任其職位，並向尼克松發出「赦令」，依令審訊必須終止。雖然尼克松罪行沒結案，但立法與司法可制約行政人員的案例已建立。
因此，美國要為今次的歷史資訊大案化壞事為好事，最可行的辦法便是效法「水門事件」的案例，由國會成立「聽證會」調查「斯諾登門」（Snowdengate）事件，向斯諾登發出證人保護令，保證他安全回國，提供國安人員侵犯人權的不法偷盜公民網訊的證據，如發現奧巴馬與前總統布什參與偷盜罪行，接著成立特別法庭進行審訊有關人員。甚至可效法「水門事件」一案，將總統繩之以法，只有這樣才能糾正行政官員濫權違法的罪行，同時公告世界各國，美國依法不再聽任官員偷盜私人或公安的網訊。否則，美國作為舉世獨一無二的超級強國，官員在大國權力無人監管情況下，美國的罪行更是一發不可收拾矣！只有美國的立法與司法兩大部分能自我糾正其行政濫權的行為！
做或不做，就看美國自己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