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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進行藝術授課的亞歷山大。
法國是歐洲較為古老的藝術國度。Alexandre Ouairy，中文名亞歷山大，雖然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法國靚仔，但是黃頭髮、白皮膚、藍眼睛絲毫沒有成為他學習、感悟、發揚中國文化的障礙，相反，他得出了一個自己對於融匯中國本土文化的法則，就是「發現中國人不易察覺的自我生活」。這是他來香港進行藝術推介時，對記者說的話。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發現中國人不易察覺的自我生活」是一個怎樣的內涵，這必須從亞歷山大的作品說起。如果仔細觀察他的作品，確實會發現，有時候我們中國人對自我的生活、身份審視，因為太過熟悉或太過習以為常，自己反而不能夠明白周圍的日常元素所蘊含的藝術、人文和反思特點。
遊走於中國與中華
一些我們習以為常的概念，在亞歷山大那裡，卻有著非常深刻的區分。例如「中國」與「中華」，這兩個可能我們自己都沒有認真區別過的漢語詞彙，卻對亞歷山大產生了不同的藝術體驗和文化認同。很明顯，如今的亞歷山大已經是一個中國通，說著一口流利的漢語，能夠熟練運用甚至連香港人都不知道、卻在中國內地非常流行、普遍的詞語。而這一切，都源自於他的藝術審美觀。
他告訴記者，他有一個非常具有「中華古典文化」色彩的藝名——陶弘景。幾乎所有公開創作、發表和流入市場的作品，他都署上「陶弘景」這個名字。亞歷山大特別用中文告訴記者，這個名字是一種中華文化，而非中國文化。對於這種「較真」，記者倍感奇怪。原來，亞歷山大要表達的意思是：很多當代中國人，根本不知道陶弘景是甚麼。典籍中的文化和現實中的文化，經過他的介紹及對其作品的觀察，不難發現，亞歷山大對中國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區分，是非常嚴格的。中華文化是一個歷史範疇，而中國文化是一個現實範疇。他說，自己的藝術生涯，來自法國社會對中華古典漢學的介紹，激發起他的興趣。已經在中國上海生活了十餘年的他，如今覺得，只有在中國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創作中尋求平衡，才能夠延續其中國的藝術生涯。
利益追求的價值藝術
細細觀之，亞歷山大對中國當下文化的感悟，不是空穴來風。曾經在上海讀書的他，如今經營著一家藝術設計和創作的機構。他很直白地說，與自己的中國朋友、中國客戶打交道，他覺得中國人太愛錢。對金錢明顯而瘋狂的渴望，幾乎成為了中國社會唯一的人際準則與處事之道。如此一來，藝術也不能自外於這種社會思潮。
因此，亞歷山大覺得，如果只是單純創作一些古典的藝術作品，雖然在藝術上具有超高的價值，但是卻可能難以得到中國社會大眾的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亞歷山大覺得，自己從中華文化中，學到的更多是一種方法。他會運用中華文化中的思維、線條、手法，去闡述當下中國文化、中國人生存狀態的意義和樣貌。而恰恰這些，中國人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覺得，這就是承認利益追求的價值藝術。
他向記者展示了一組叫《從沒去過》的作品。作品的畫面，是一系列中國傳統的山川、大河、風景、亭台樓閣、小河泛舟等等。這種場景，我們會感覺非常熟悉，非常親切，但是，這些究竟是從哪裡取景呢？亞歷山大面對記者的疑問，安然地拿出幾張人民幣，向記者展示了紙幣的背面——原來，亞歷山大創作的作品《從沒去過》之背景，全部來自人民幣的美術圖案。他說，中國人有時很愛錢，但是對錢本身的關注，只是一張紙鈔上的數字，卻從沒有認真看過鈔票上的圖案。而這些圖案的藝術感是很強的，是中國自然風光的代表。可惜，很多中國人沒有去過。
同樣，戶外廣告設計作品《先富起來》，也具有這樣的內涵。他說，先富起來，是中國人曾經的改革號角，是中國人走向現代化的關鍵之音。如今，中國人仍舊在求富。在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的背景下，「先富起來」四個大字，以霓虹燈的形式去表現曾經的歷史之聲，也是在提示每一個在這燈光下的人：生活的意義，除了金錢，還有甚麼？現代社會除了鈔票增多之外，是否還有公平、正義、人文、互助的美好品德與內涵？這些，都是亞歷山大在中國從事藝術創作時不停思考的問題。
藝術之美來自人文
法國是歐洲最具文明與藝術美感的國家之一。塞納河、羅浮宮、香榭麗舍大道，都是一代代藝術家打開生命與藝術源泉的利斧。法國的藝術薰陶與人文成就，依然是亞歷山大引以為傲的自豪感。在他看來，如果法國是一個充滿浪漫主義氣息的文化國度，那麼，這種情愫的薰陶，是自小形成的。每一個人莫不如此。哪怕是在1968年的激盪歲月中，法國人在抗爭中所表現出的藝術氣質，都是那樣令人慨歎。
在中國上過學的亞歷山大，直言中國的藝術培養，只有技巧，只有考試，而無人文內涵。中國當前的學制取自歐洲，卻失去了最根本的人文精神。但在日常生活中，中國人對藝術的渴求，其實歷歷在目、遍地皆然。亞歷山大認為，自己對中國文化的酷愛，應當能夠使自己身邊的中國人，更多思考歷史的傳承與文化氣質的培養。
法國的學校，藝術系的學生寫生、外出實踐的時間，佔了絕大多數的時間。課堂的教學，是為了社會實踐去服務的。有人認為，在歐洲文化氛圍中，法國人是最為講求價值理念的族群。亞歷山大坦言，隨著全球經濟的下滑，法國人對藝術、人文的執著，會較之於過去有所變化，但這僅僅只是形式的改變，人們總是試圖在口袋的錢包與胸口的良心中，求得一個平衡，哪怕生活再艱難，經濟再蕭條。
因此，亞歷山大覺得，自己在短期之內是不會離開上海的，也會經常在上海和香港之間上演藝術的雙城記。他覺得，中國的藝術旅程，或許就是一生的時光，第二故鄉的中國，已經是心目中、事業上的一個新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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