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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斯拉夫·米沃什。 網上圖片
文：吳小彬
窗外灰霾瀰漫。大霧遮雲蔽日，卻遮擋不住時間的腳步，2013年匆匆過去。點數自己平淡無奇的每個日子，多是一邊工作，一邊閱讀。前天想着應該寫點什麼作為過往一年的留念，躊躇再三後，確定就米沃什的《被禁錮的頭腦》寫一則隨筆。
自由何等珍貴，有些民族爭取自由的歷程更是可歌可泣。1939年9月1日，德國軍隊從西面、北面和南面入侵波蘭，一個月後，波蘭淪陷，這個國家的人民自此開始了在納粹鐵蹄下的苦難生活。至1944年，德國敗局已定，為了趕在來自東面的極權統治到達之前掌握自己的命運，為了自由，波蘭人在這一年的8月舉行華沙起義。只有輕武器的起義軍，與擁有坦克、轟炸機的德軍苦戰兩個月後，慘遭鎮壓，超過18000名戰士犧牲，很多市民被炸死，數萬人被投入集中營。
親身經歷了這些的切斯拉夫· 米沃什，當時在華沙一家電台工作，他還喜愛詩歌，間或出版一、兩本詩集。有一次，他在一條街道上匍匐前行，眼見地上的鵝卵石被機槍的子彈打得蹦了起來，就像豪豬身上的刺那樣直豎，他在驚駭中突然想到，「鵝卵石的景象無疑是真實的。根據真實經驗寫出來的詩，勝過人們幻想中的審判之日，會比它生存得更為長久」。
起義失敗後，納粹德國不久也敗亡了，東邊的鄰國勝利了，他們的大部隊開進來了，隨之一種新的極權體制和意識形態佔領了波蘭。這種社會體制以約束、奴役人為特色，意識形態則專以讓人服從、安心於這種體制為能事。從1945年到1951年，米沃什在此體制下生活了6年，在《被禁錮的頭腦》中，米沃什引導讀者走進那些年東歐諸國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披露他們被壓迫、改造的過程，揭示他們承受的心理和道德的壓力與痛苦。為了生存，為了活下去，有時又為了假定和許諾的某種前途，他們忍氣吞聲，委屈苟且，百般折辱自己，有時變得自己都不認識自己了。
要想讓自己在沒有痛苦或者痛感較輕的狀態下過活，就必須學會適應極權體制下的一切。米沃什講到一位蒙古哲學家研製的「穆爾提-丙」藥丸，人們吃了這種藥，就會獲得安詳和幸福，心滿意足，以前為一點問題就和別人爭論不休，現在會覺得這樣做非常膚淺和無關緊要，人們帶着寬容的微笑看待至今仍在為這些問題大傷腦筋的人。吞服了「穆爾提-丙」藥丸的人，對社會的變動、人生的遭際、罪孽的滋長和道義的缺失都不再敏感，把種種「追求形式新穎」的藝術乖張視為愚蠢的舉動，他已不把外國軍隊的入侵當成自己文明的悲劇，這樣，他生活在自己的同胞中，就猶如一個健康的人生活在一群瘋子中間。看到他的榜樣，有越來越多的人也服用「穆爾提-丙」藥丸，他們以這種方式麻醉自己，而由此得到的平靜，與周圍的神經質形成鮮明的對比。
「穆爾提-丙」藥丸，既是一種麻醉劑，也是人生哲學和世界觀改變的代名詞。當一種強權趕走了另一種強權，它不僅要佔領別國的領土，還以種種高亢和強硬的說教來改造人們的思想、觀念及心理。普通的、無權無勢的人們，能怎麼辦呢？只有放棄過去的理想、自由價值和人生信念，只有改變自己的感受和思考方式，接受不義、罪惡和佔領，接受新的奴役生活，並且還得慢慢教會自己心平氣和地看待和對待這一切，不再為心愛的理想和價值的失去而痛苦，不再為天天看到的壓迫、粗俗和蠻橫而備受折磨，這樣才能活下去，才能在新社會立足，這樣才能正常呼吸、工作、戀愛、結婚、生育和養活下一代呀！
於是，偽裝和做戲，就成為每時每刻、無所不在的常態。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成了演員，他們不是在劇院的舞台上演戲，而是在大街上，在辦公室、工廠、會議廳，或者在起居室裡演戲。思想必須戰戰兢兢，時刻處於警覺狀態，說話必須考慮後果，三思而後言。每個不合時宜的微笑，每個表錯情的眼神都會招來懷疑與指責，給自己帶來麻煩和危險。
持續不斷的偽裝，雖然讓所有人處於一種不堪負荷的重壓之下，但是也提供了另外的滿足。嘴上說某事是白的，可心裡想着那一定是黑的，內心感到某事可笑，表面卻顯示一種莊重的熱情，分明是滿腔仇恨，表現出來的卻是愛的姿態，對一件事明明知道，卻裝着一無所知。這樣，在欺騙對手的同時，人們也暗自稱許自己的足智多謀、老謀深算。心理學實驗也說明，如果我們頭腦中能隱藏一些東西，不為外人警惕的眼光所察覺，那於我們便具有了一種勝利者的快感。人把自己隱蔽在內心的至聖所中，為阻止他人進入其中所付出的代價越高，這至聖所也就越是美好。
「真實事件的悲劇，使臆想出來的悲劇黯然失色」。米沃什依據切身體驗描繪出的極權體制下的眾生相，讓人感慨多多。上個世紀的歲月裡，這個星球上的許多人就是這樣日日夜夜在不安、屈辱和力所能及的反抗中生活。米沃什的敏銳在於，他不僅再現了遍佈城市鄉村的偽裝和做戲，還觀察到這種偽裝鋪陳開去之後的異化效能。事物都是在發展和變化中的，當一件事情被做到了極至，勢必會產生當初誰也無法預料的反諷後果。在外界巨大的壓力下，人們違心做事，說假話，宣佈忠誠於能取悅當權者的一切信條，貶損和扭曲自己以前的著作，參加所有最荒唐的儀式，可是他心裡並不樂意，並不服氣，而是痛恨和厭惡這些，他只是在虛與委蛇，只是在敷衍應付，他採取所有手段迷惑當權者，引導他們犯錯誤，讓其分辨不清真假。以這種方式，他保護了自己，也保護了親屬和朋友，同時卻並不傷害自己最寶貴的信仰。終於，在蒙騙當權者，使其在錯誤中越陷越深的同時，還令其受到羞辱與懲罰。
米沃什所鍾愛的文學，待他可謂不薄，他早早就有機會離開了波蘭，在國外靠寫作謀生。《被禁錮的頭腦》出版於1953年，曾經有人將此書繫在氣球上，順風降落到波蘭的平原與山崗。1980年，米沃什以作品《拆散的筆記簿》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稱他「以不妥協的敏銳洞察力，描述了人在激烈衝突中的世界中的精神和心理狀態」。
2004年，米沃什以92歲的高齡，在家中去世。當時的波蘭總理馬．貝爾卡評價米沃什說：「他用心靈和筆，給我們指路，解析現實，並敦促我們行善。」
我想引用米沃什的一首詩，作為本文的結尾：
黎明我們駕車奔駛在冰封的大地上，
有如鳥兒在黑暗中展翅飛翔。
猛然間一隻野兔在路上跑過，
有人用手指點，
那是很久以前。
而今，那野兔和揮手的人已不在人間。
啊，親愛的人，
他們在哪兒？他們去向何方？
那揮舞的手，
那風馳電掣的奔駛，
還有那些滾動的鵝卵石。
我問你們，並非出自悲傷，
而是感到不解、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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