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王兆貴
小時候聽書、看戲，一上來就想知道哪是好人，哪是壞蛋。對這邊的人馬與那邊的人馬，也要分得一清二楚。其實，好人這個概念很籠統，儘管也有公認的標準，但論及具體的人和事，就不是一個字眼所能說清楚的了。
在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的敘事劇《四川好人》中，三位神仙下凡來到人間，最終遇到的唯一好人，卻是一名在世人眼中不是好人的妓女沈黛。而且，當沈黛秉持本性做好人時，其處境舉步維艱；當沈黛假扮表哥做惡人時，其生計興旺發達。布萊希特揭示的這一反常社會現象，讓我們得以窺見人性中常見的通病，從而領略到什麼叫世態炎涼。
這也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古典文學名著中的風塵女子。如，莫泊桑筆下的羊脂球，托爾斯泰筆下的瑪絲洛娃，雨果筆下的芳汀，巴爾扎克筆下的艾絲苔，小仲馬筆下的茶花女以及蔣防筆下的霍小玉，白行簡筆下的李娃，關漢卿筆下的趙盼兒，馮夢龍筆下的杜十娘，孔尚任筆下的李香君等。這些風華絕代的名妓，都是中外古典文學名篇中的正面人物，即所謂的「好人」。她們不僅知書達禮，多才多藝，而且有情有義有擔當，名氣之大，影響之廣，不亞於同時代的英雄豪傑和文化名流。
除了小說，詩詞作品中描述青樓女子的篇章也很多。有人統計，在將近五萬首《全唐詩》中，有關妓女的就有兩千多首。至於在通俗文學和影視劇作中，塑造出來的妓女形象就更多了。有些青樓女子的形象並非完全虛構，或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或是經過了文學加工。像薛濤、蘇小小、李師師、梁紅玉、董小宛、柳如是、陳圓圓、李香君等藝妓，不僅見諸稗官野史、詩文名篇，有的還被寫入正史。像蘇三、杜十娘等眾多名妓，不見得真有其人，但通過小說、戲曲、鼓詞、評書等形式的推演，已經成為充滿靈性的鮮活形象，深入民間，家喻戶曉，至今仍在傳唱。
總之，不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名妓與名著似乎有着不解之緣。名著因名妓而添彩，名妓因名著而流芳，很難說是名妓成就了名著，還是名著成就了名妓。按理說，風月場上羞言德操，賣笑生涯有傷風化，儘管淪落風塵亦屬無奈，但終究不是正途，更不值得頌揚。楚館秦樓、勾欄瓦肆、花街柳巷等這些處所合稱，原本是指歌舞場，漸漸地有些曖昧起來，變成了風月場的代名詞。這種概念遞換所透逸出來的信息，給人以奢華墮落的負面印象。那麼，作為人類精神世界的客觀反映和審美體驗的典型再現，文學藝術作品為何特別青睞青樓中人，而人們也津津樂道於青樓文化？其實，這裡蘊涵着深刻的人文世相，也反映了文學創作的特殊規律和審美價值取向，遠不是「情色至上」這一狹隘觀念所能涵蓋和詮釋得了的。
在我國古代，尤其是明朝之前，青樓女子並非都是單純賣笑的，她們中的翹楚，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無所不通，是具有較高文學藝術素養和雅興的才女。有學者考據，唐代名妓幾乎沒有不懂詩的，能寫詩的很多，詩寫得好的也不乏其人。全唐詩中就有不少是名妓的詩作。文人雅士流連於歌榭青樓，儘管也要花費銀両，但卻並非完全為了追逐魚水之歡，也是出於欣賞才藝、詩酒唱和、社會交際等精神生活的需要。賀紹俊教授認為，青樓似乎是古代文人除了廟堂、家庭、江湖以外必不可少的精神寄託之所，少了青樓文學，傳統的文學大概就少了很多的韻味。
眾所周知，文學藝術創作的母題離不開人類的基本行為，飲食男女、愛恨情仇、榮辱興衰、人情世故、悲歡離合、生離死別等這些生命中必須承受的喜怒哀樂，最能激發作者的創作衝動和讀者的情感共鳴，而青樓這樣一個特殊空間、妓女這樣一個特殊群體，則能把上述普世情愫有機地聚合到一起，使之成為上演人間悲喜劇的最佳舞台。經過文人的採集和加工，反映到作品中，這些情愫演繹出來的故事更加人性化，更加趣味化，戲劇衝突更加強烈；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更加豐滿，更加典型，情感糾葛更加曲折，因而也就更加引人入勝。
污濁的土壤並不排斥正直善良的種子，泥淖中往往會有異卉奇葩綻放。名著中的名妓，有不少還擔承着忠貞愛情的守護者、炎涼世態的批判者、社會良知的推動者等匡時救弊的使命。余秋雨先生在《西湖夢》中，針對歷代文人仰慕蘇小小現象指出，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度，一位妓女競如此尊貴地長久安享景仰，原因在於她構成了與正統人格結構的奇特對峙。這裡又一次出現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醜的悖論：社會污濁中也會隱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這種大合理的實現方式又常常怪異到正常的人們所難以容忍。反之，社會歷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犧牲人本體的許多重要命題為代價。單向完滿的理想狀態，多是夢境。人類難以掙脫的一大悲哀，便在這裡。■網上圖片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