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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港史、知國情系列之四
郝鐵川
英國人在抗戰時期所犯的罪過就是不相信港人會抗日、不依靠港人去抗日。其實還應加上一條：不相信中共在香港領導的抗日游擊戰，不真心實意支持中共在香港領導的抗日游擊戰。因此，錯失了和中共領導的游擊隊聯手開展抗日游擊、為港英當局挽回點臉面的機會。
據陳敦德《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紀實》（香港中華書局2012年版）一書記載，1938年10月下旬，港英政府提出要與中共領導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接觸，進行保衛香港的專題談判。在10月24日的首輪談判中，港英當局向廖承志提出，要馮白駒領導的瓊崖游擊隊炸毀日軍在海口市郊的飛機場，還提出要馮白駒的部隊派幾個人來香港學習如何使用此種炸彈，條件是港英當局接濟馮白駒部隊的武器裝備及無線電器材等。
11月15日，日軍以三個師團及海軍陸戰隊在粵西欽州至防城間的龍門港登陸。港英當局又兩次派人會晤廖承志，表示現存香港倉庫的500挺英造機關槍以及大批炸藥可以清點移交中共方面，接着又頻頻派人來找廖承志，表示願意撥給馮白駒瓊崖部隊駁殼槍1,000支以外，還可撥給25支輕機槍，另撥給東江游擊隊駁殼槍500支，輕機槍50挺。在這個時候，日軍已兵臨深圳河邊逼近香港，港英當局又找到廖承志，提出與廣東游擊隊協同保衛香港，答應廣東游擊隊可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和架設秘密電台。談判中，廖承志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提出要求港英當局為中共領導的軍隊提供武器、裝備、醫藥等物資，並要求成立由民主黨派參加的聯合辦事處，借此發動群眾，武裝群眾。英方卻提出派教官到中共領導的軍隊監督使用武器等苛刻條件，被廖承志嚴辭拒絕。
著名作家、社會活動家夏衍在其《懶尋舊夢錄》中對八路軍駐港辦事處最後一次與港英當局談判回憶道：「大約12月12日或13日，英國記者貝特蘭向廖承志提出，說香港當局想和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負責人會晤，討論共同保衛港九的問題。這樣，下一天，廖承志、喬冠華和我，和香港總督楊慕琦的代表輔政司（忘其名）以及居間人澳大利亞籍的英國記者貝特蘭，在香港大酒店三樓舉行了會談。我方表示，我東江游擊隊可以協同駐港英軍和加拿大軍隊保衛港九，但是英方得供應必要的武器彈藥；這位輔政司似乎很誠懇地表示立即向總督報告，盡可能滿足我方要求，可是從此之後，就如泥牛入海，沒有下文。」 但據陳敦德《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紀實》介紹，在日軍向香港發動進攻之後，戰火硝煙中，廖承志趕到港督府，英方倉皇匆促之中，將港督府中所藏數十支手槍給了廖承志。
綜合多家回憶資料，可知中共與港英當局沒有達成聯合保衛香港之協議的原因，是港英當局想派人到中共領導的游擊隊中去掌控這支部隊，這實際上是不相信這支部隊，是想把這支部隊變成自己的部隊，這種苛刻的要求，國民黨都不曾答應過外國人，共產黨更不會答應！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在江西瑞金中央根據地就是因為把指揮權交給了德國人李德，最後敗給國民黨，不得不撤出根據地，開始了25,000里長征。
後來發生的事情使英國人認識到不去直接掌控這支部隊，依然可以與其密切合作，共同抗日。據陳敬堂《香港抗戰英雄譜》（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版）介紹，香港淪陷後，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為了營救英軍等盟國戰俘，專門成立了國際工作小組，由在香港出生長大的黃作梅擔任組長，秘密聯絡地點最初設在九龍彌敦道某號3樓，後來移到深水埗界限街某號2樓。被游擊隊營救的英軍少校賴特感到游擊隊能力很強，因此向英國軍事當局提出了和游擊隊合作營救戰俘的方案，經蔣介石同意，在桂林成立了英軍服務團。英軍服務團與游擊隊達成協議：一是開辦秘密聯絡地點（一間雜貨舖）的經費由英方承擔；二是雜貨舖的用人和經營管理由港九游擊大隊負責；三是英方指定一人在雜貨舖聯繫，其他人不能到雜貨舖。
雙方合作大約營救了英國、美國、印度、丹麥、挪威、蘇聯、菲律賓等百名盟軍戰俘。日軍宣佈投降後，接管香港的英軍只有2,000餘人，自感力量薄弱，於是邀請民望很高的港九大隊協助維持治安。雙方達成協議：新界北部地區的元朗、上水、沙頭角、西貢等成立由游擊隊員組成的鄉村自衛隊；黃作梅在彌敦道172號設立東江縱隊駐港辦事處，此辦事處後來成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社址。
1946年7月9日英國外交部次長麥克奈爾在回答一位議員的質詢中答道：關於表彰東江縱隊的事情，外交部現在正與其他有關部門共同考慮中。但英國政府趁這機會，對東江縱隊協助盟軍逃出香港的服務工作表示欽佩。很快英國政府作出了向黃作梅頒發勳章的決定。作為中共黨員的他，應否領取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勳章呢？黃作梅就此事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同意他前往英國接受勳章。1947年2月黃作梅接受英皇喬治六世邀請，到倫敦參加勝利大遊行，並接受了勳章。
這真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呀！也可以說，「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當日寇的鐵蹄踏上美麗的香港後，港督楊慕琦舉起白旗投降了，國民黨在港的機構無計可施地撤退了，是誰挺起了不屈的胸膛，在香港地區展開了舉世無雙的海上游擊戰、城市游擊戰？是誰高舉起了國際人權的旗幟，演奏了一曲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壯麗樂章？歷史早已回答，只是提醒我們不要忘記。 （原載《新報》2014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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