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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玉泉所作的《宋慶齡像》
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的「我們愛和平--兩岸四地華人書畫精品展」，頗受廣大市民的喜愛和歡迎。是次展覽從中國人的視角、中國人的文化特質，展現出了中國人對和平主義的思考。藝術的最大魅力，也就是普世文明的人文基石。不分國家、種族、信仰，對生活幸福的渴望，便是和平精神的最高內涵。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人們從藝術角度去詮釋和平的時候，和平也是一種能夠滌盪靈魂的墨彩。■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今次展覽由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中國文化傳媒集團主辦，中國書法家協會國際交流委員會等機構協辦。據悉，今次參展的兩岸四地藝術家的三百餘件作品，既有傳統的中原特色，也涵蓋了青藏草原、天山塞北的民族風情，且所有作品都緊緊圍繞「和平」這一主題，激發出人們對生活的熱愛，並藉此機會提升市民大眾對中國傳統藝術與現代思潮勾連的理性認識。堪稱本港文化活動的一大盛事。
從武到文的關公意象，紅臉關公已經是當今時代華人不能夠缺少的崇拜對象。由馬書林創作的畫作《關羽》便以一種更為現代、更為普世的風格，以中國畫為媒介，描繪出了關公的形象。畫作之中的關公，雖然依舊手持長刀，威風不減，但是給人的印象，已經更加活潑和平易近人。以觀賞視角看，則與當下人們對關公的崇拜和理解更加多元化不無關係。
關公在中國歷史上，是以戰神的形象示人的，而且其精神被冠以「忠義」、「勇敢」。隨着時間的推移，關公的形象也更加多樣，民眾對關公的理解也不再侷限在軍事、殺伐、鬥爭的傳統意象中，而是從武到文，賦予了更多的人文生活內涵。例如，當下不少酒店食肆甚至公司，都會將關公視為財神爺而供奉；同時，關羽也成為了理髮業的祖師爺。這種形象上的「轉身」，某種程度上也意味着民眾對亂世的厭惡、對治世的期盼。而戰爭時代所展現出的英勇精神，也就成為了和平時代一種對生活的守望。
關公依然是紅臉，依然手持長刀。但是每一個藝術家、每一個人都會在自己的心中留下不同的關公印跡。如今，關公的形象已不僅僅屬於華人，在日本、韓國等東亞地區也頗為盛行。共同的文化形態，也應成為和平主義的紐帶。
遊子歸吟的時空穿越
少小離家老大回，成為了不少遊子的人生回憶。在中國的古代，遊子經過私塾的教育、官學的熏陶，通過科舉的選拔，離家入仕，成就光宗耀祖的榮譽。晚年衣錦榮歸，騎着馬，在書僮的幫助下回到了故土。或許已物是人非，但是童年的歲月片段卻不曾失去。參加今次展覽的王野翔的《遊子歸吟圖》便是以此情境為主題。
遊子所代表的和平意涵，從中國文化的視角而言，則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份自覺與使命大有關聯。讀書人背井離鄉，不僅僅是為了自身的拔擢，更是一種信仰與使命的傳承。中國知識分子崇尚「文死諫、武死戰」，以實踐道統作為實現天下太平、百姓富足的工具。漢代班超便曾直言，作為人文，應當「立功於域外，以取封侯，安能久事於筆硯乎」。
近代中國，內憂外患。魯迅、陳天華等一大批知識分子負笈東洋，遊學日本，求得拯救國家、守護和平的真理。魯迅更曾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期待中國與日本世代友愛與和平。如今是地球村和全球化的時代，遊子出國求學已經是傳遞人類文明與文化的使者。跨文化的交流成為了21世紀守護和平的文化基礎。和平主義、多元文化、全球化的市場經濟，讓世界從未像今日一樣緊密相連。遊子歸鄉之時，帶回的不僅僅是自己對兒時歲月的追憶，同時也帶回了多元文明的友愛、先進科技的成就和造福桑梓的潛力。
文化也是通向和平的橋樑
文化是通向和平的橋樑。在文化的大熔爐中，藝術的光輝帶來了不同國家、民族、宗教信仰人士對「美」的共同熱愛。美學是最高普世境界，是沒有國界的，雖然美學的詮釋方式會有差異。在多元文化的中國，天山的歌舞、草原的牛羊，都是和平的符號。
文化藝術對和平的貢獻在於：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化的群體、民族、國家，能夠有着共同的思維和美學崇拜，能夠找到更多的共同語言；而不同文化藝術的社群，則能夠從欣賞與更加多元的視角看待他者與自我的差異。這種文化的包容便是和平的精神核心。同處在漢字文化圈的國家，應當和平相處；東西方文化應當多元共融。《Auld Lang Syne》，不僅僅是蘇格蘭的民歌；翻譯成日語漢字，稱之為《螢之光》；在香港和台灣，被稱為《友誼萬歲》；在中國內地，便成為《友誼地久天長》。不同的歌詞，相同的旋律。這就是和平的真諦。和平，不僅僅是一種墨彩，也是一段旋律，一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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