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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在電台講完古後，大都有 「話本」面世。
黃仲鳴
一部香港文學史，無論雅俗，都與報刊脫不了關係。媒體旺文學亦盛，正如內地學者欒梅健在《前工業文明與中國文學》中所說：「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近代傳播媒介的變革，就根本不可能有20世紀中國文學的興盛，也就無從形成20世紀中國文學如此龐大的體系與格局。」或如周海波、楊慶東在《傳媒與現代文學之間》所云：「現代文學的發生與存在就是現代傳媒的發生與存在，沒有現代報紙期刊就沒有現代的文學，這在學術界已達成共識。」
香港通俗文學依存報刊而生，這也是共識。劉少文論張恨水，是以「大眾媒體打造的神話」來分析評述的。香港的大眾媒體的確創造了不少的「神話」，如周白蘋的《中國殺人王》、《牛精良》系列故事，即先發表於他創辦的《先導》、《紅綠》、《紅綠日報》，再而輯成書仔面世，風行三、四十年代，兩位好漢的形象深入民間。又如抗戰後的《新生晚報》，更造了一個「通俗霸主」高雄出來。在《新生晚報》，高雄以經紀拉筆名連載《經紀日記》，以小生姓高筆名寫〈晚晚新〉一日完豔情小說，以三蘇筆名寫〈怪論〉，以史德寫偵探小說《司馬伕奇案》。四十年代中、後期，高雄崛起，五十年代後於《大公報》、《成報》、《香港商報》、《明報》等都有他的專欄，文類多樣，文體多變，收入漸豐，終於成為「百萬富翁」。而他以三及第文體寫的經紀拉，劉紹銘認為可以傳世。不錯，〈經紀日記〉確已成為香港通俗文學的經典。
此外，不得不談一下李我的「天空小說」，這是香港通俗小說另一枝奇葩，也是「大眾媒體打造的神話」。
「天空小說」盛行於抗戰勝利後的廣州，是透過電台所講的故事。李我一人分飾數角，以變聲演繹各個角色。由香港北上謀生的李我在風行電台一講成名之後，所講故事被輯成「話本」。他名聲最響之時，是在講了《蕭月白》（單行本名《慾燄》）之後，任護花擬改編成電影，兩人商議之後，便創造了「天空小說」這詞。
李我一九四九年重回香港發展，入麗的呼聲繼續講「古」。當年，廣州盛行的天空小說，是正牌的講「古」，講濟公，七俠五義，而李我則堅持講「今」。他的「今」，緊貼當時時政與社會形勢，演繹出一部部的哀情、苦情的故事來。但主題離不開情，內容不外乎是倫理悲劇和男女情愛。
李我每講完一段「今」，便會有一本單行本面世，因挾他之名，銷路亦佳。當年寫間諜小說知名的仇章，甚至當過李我的私人秘書，江湖傳言那些單行本悉由仇章代筆。但李我堅稱：「是我自己寫的，到我死那天都是我寫的。」李我小說究竟出了多少部，着實難以考證，今時今日仍「倖存」的大多也殘缺不全，有上集，沒下集，有第一冊卻沒第二冊，連李我自己也說所藏不齊。不論是周白蘋、高雄、李我，還是緊隨而來的梁羽生、金庸、倪匡都是大眾媒體創造出來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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