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貴頌
如果在世界上推舉比較苛刻的民族,我想,咱們中國人有資格候選甚至是當選。
中國人的苛刻是隨時隨地、無孔不入的。比如你要在人群中尋找一個不認識的人,向別人打聽,於是你就聽到了這樣的回答:「那一個個頭不高的胖子,有點禿頂的就是。」或者:「長得黑不溜秋的,臉上有幾粒蒼蠅屎(雀斑)」。指點者之所以要這樣說,目的絕對是為了讓尋訪者很容易、很輕鬆地找到目標。因為對於一個陌生對象的判斷,特徵是最重要的。以上所說是不是特徵呢?無疑是的。但同時,這些特徵又是人的缺點或缺陷。然而,中國人卻偏偏愛以這種生理缺點作為標誌,自己注意了也喚起別人的重視。這裡邊就或多或少地隱藏着陰暗的動機。說者渾然不覺,而被描述的一方也不以為然。訪問者所得到的首先是尋找對象生理上的不足,因而也就暴露了指點者對人的審美判斷上的苛刻。
這幾乎是一種普遍現象。我們所經常看到的一種情景,可以為上述說法做一註腳:從中央級、省級直到縣市級開大會時的禮儀小姐,都是清一色的美媚靚女。至於素質與修養,那是包在裡面的東西,「特徵」不顯著,遂降為次要,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擴展到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你做了99件好事,大家都認為是應該的;但如果做了一件錯事,便立刻認為你不行:「沒想到他還是這個樣子!」
寫文章也是。你發了很多稿子,質量上乘的自然不少,私下裡也有人暗暗地佩服,然而一旦馬失前蹄,寫出了一篇平庸之作,立刻有人指責:「臭,什麼水平,這樣的貨色也好意思拿出來!」
中國人本來最講恕道。「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是農村許多人家過年時最愛貼的對聯。但不知從何時起,中國人變得不那麼和氣、和善了,喜歡諷刺、挖苦、嘲笑別人,對人愈來愈苛刻,以至於這種苛刻竟然滲透進了骨子裡,對別人的傷害有時在不經意間就能流露出來,成為一種本色和本能的表演。
而當這種習慣浸潤、侵蝕到政治領域中,就變得更加可怕。對一個人的要求,不但要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而且要一貫正確毫無瑕疵,否則便會被懷疑、冷落甚至拋棄。韋君宜在《思痛錄》中曾寫到過這樣一件事,她愛人楊述有一個堂兄叫楊肆,年輕時數學極好,研究出一種破譯密碼的技術。抗戰勝利後,他被八路軍辦事處的李克農派入國民黨軍統系統,秘密為共產黨搞情報,一幹數年,最後竟當上了少將。到了解放初期,肅反運動開始,楊肆以反革命罪被捕。楊述夫婦揣度他有過叛變投降的隱情,多少年來一直待其冷淡。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楊肆的結論出來了,原來他的被捕,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國民黨少將!韋君宜痛心道:「我們就是這樣,一方面,對組織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又對人過於警惕,過於苛刻。由於這樣的心理,就出現了一面喊着『實事求是』的口號,一面又捕風捉影,無事生非,製造冤假錯案。」可見,一個苛刻的民族,往往也是容易辦傻事、犯錯誤的民族。最有說服力的就是文革。那個時代,或者當造反派,或者當保皇派,二者必居其一。有人想逃離那個亂哄哄的場合,做一個清醒者,卻被扣上逍遙派、中間派的帽子,結果是逼良為娼,天下大亂。
苛刻的反面是寬容,是理解,這才是一對美好的字眼,也是人類純潔的情感體現。世界上找不到一個在猜忌、苛刻的心態下進步迅速的民族和個人。只有敦厚、質樸、和善,助人為樂,成人之美,不小肚雞腸,不斤斤計較,寬宏大氣,心胸開闊,目光高遠,既能容事更能容人,才能成就大事,鑄就大業。
現在大家都在半真半假地說着「為人要厚道」的話,其實這裡面包含着很強烈的摒棄苛刻、倡導寬容的要義,無論個體還是團體,都應作為最基本、最起碼的精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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