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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貴頌
如果在世界上推舉比較苛刻的民族，我想，咱們中國人有資格候選甚至是當選。
中國人的苛刻是隨時隨地、無孔不入的。比如你要在人群中尋找一個不認識的人，向別人打聽，於是你就聽到了這樣的回答：「那一個個頭不高的胖子，有點禿頂的就是。」或者：「長得黑不溜秋的，臉上有幾粒蒼蠅屎（雀斑）」。指點者之所以要這樣說，目的絕對是為了讓尋訪者很容易、很輕鬆地找到目標。因為對於一個陌生對象的判斷，特徵是最重要的。以上所說是不是特徵呢？無疑是的。但同時，這些特徵又是人的缺點或缺陷。然而，中國人卻偏偏愛以這種生理缺點作為標誌，自己注意了也喚起別人的重視。這裡邊就或多或少地隱藏着陰暗的動機。說者渾然不覺，而被描述的一方也不以為然。訪問者所得到的首先是尋找對象生理上的不足，因而也就暴露了指點者對人的審美判斷上的苛刻。
這幾乎是一種普遍現象。我們所經常看到的一種情景，可以為上述說法做一註腳：從中央級、省級直到縣市級開大會時的禮儀小姐，都是清一色的美媚靚女。至於素質與修養，那是包在裡面的東西，「特徵」不顯著，遂降為次要，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擴展到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你做了99件好事，大家都認為是應該的；但如果做了一件錯事，便立刻認為你不行：「沒想到他還是這個樣子！」
寫文章也是。你發了很多稿子，質量上乘的自然不少，私下裡也有人暗暗地佩服，然而一旦馬失前蹄，寫出了一篇平庸之作，立刻有人指責：「臭，什麼水平，這樣的貨色也好意思拿出來！」
中國人本來最講恕道。「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是農村許多人家過年時最愛貼的對聯。但不知從何時起，中國人變得不那麼和氣、和善了，喜歡諷刺、挖苦、嘲笑別人，對人愈來愈苛刻，以至於這種苛刻竟然滲透進了骨子裡，對別人的傷害有時在不經意間就能流露出來，成為一種本色和本能的表演。
而當這種習慣浸潤、侵蝕到政治領域中，就變得更加可怕。對一個人的要求，不但要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而且要一貫正確毫無瑕疵，否則便會被懷疑、冷落甚至拋棄。韋君宜在《思痛錄》中曾寫到過這樣一件事，她愛人楊述有一個堂兄叫楊肆，年輕時數學極好，研究出一種破譯密碼的技術。抗戰勝利後，他被八路軍辦事處的李克農派入國民黨軍統系統，秘密為共產黨搞情報，一幹數年，最後竟當上了少將。到了解放初期，肅反運動開始，楊肆以反革命罪被捕。楊述夫婦揣度他有過叛變投降的隱情，多少年來一直待其冷淡。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楊肆的結論出來了，原來他的被捕，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國民黨少將！韋君宜痛心道：「我們就是這樣，一方面，對組織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又對人過於警惕，過於苛刻。由於這樣的心理，就出現了一面喊着『實事求是』的口號，一面又捕風捉影，無事生非，製造冤假錯案。」可見，一個苛刻的民族，往往也是容易辦傻事、犯錯誤的民族。最有說服力的就是文革。那個時代，或者當造反派，或者當保皇派，二者必居其一。有人想逃離那個亂哄哄的場合，做一個清醒者，卻被扣上逍遙派、中間派的帽子，結果是逼良為娼，天下大亂。
苛刻的反面是寬容，是理解，這才是一對美好的字眼，也是人類純潔的情感體現。世界上找不到一個在猜忌、苛刻的心態下進步迅速的民族和個人。只有敦厚、質樸、和善，助人為樂，成人之美，不小肚雞腸，不斤斤計較，寬宏大氣，心胸開闊，目光高遠，既能容事更能容人，才能成就大事，鑄就大業。
現在大家都在半真半假地說着「為人要厚道」的話，其實這裡面包含着很強烈的摒棄苛刻、倡導寬容的要義，無論個體還是團體，都應作為最基本、最起碼的精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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