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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國文化院和香港浸會大學聯合舉辦的「第二屆中華國學論壇：中華文化與香港」在浸會大學舉行。來自內地、日本、台灣、香港以及歐美的眾多學者匯聚一堂，探討中國文化與香港之間的關係，並對中國文化在未來的發展趨勢、實踐效用進行了深入的對話、交流和討論。與會者認為，未來，在香港以及整個世界，中國文化將會對文明建構以及人文對話，發揮出更大、更積極的作用。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或是不同的歷史時期，國學對時代以及未來的影響，會有不同的結論。但是參與今次研討論壇的學者認為，世界文明的多樣性，以及在不同文化、文明的互動過程中，人文思想的解讀，會伴隨着時代的意義而不斷深化。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國學復興以及文化振興，都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大俠」與「大學」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指出，香港有着中國文化的積澱。有意思的是，對香港文化的理解，內地社會輿論以及民眾經歷了一個非常有特色的過程。
陳平原表示，內地改革開放已經三十五年了。在過去的三十五年中，內地民眾對香港文化的理解，可以用「大俠」與「大學」來概括。早年，內地引入不少港產電影、電視劇，特別是金庸創作的作品，這些作品影響了內地民眾的都市生活和文化生活。彼時，內地民眾對香港文化的印象，便是透過這些影視劇作品而形成了「大俠」的觀念。
不過，隨着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陳平原認為，內地民眾對香港文化的認識有了變化。陳平原說，回歸時，內地的出版機構曾經出版過一些書籍，介紹香港的教育制度，在某個層面上展示了香港教育制度較為先進的一面。
緊接着，香港各院校開始招收內地學生。內地學生的進入，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香港高等院校的面貌，同時，也帶動了內地對於大學教育和大學體制的討論與反思。陳平原指出，香港的大專院校中，基於歷史緣故，有着較為強烈的殖民化現象，尤以大學排名為甚。不過，在西方語境下的大學排名機制和標準，如今也被運用在內地的高等院校中，而且，內地不少高等院校也以香港的大學作為比較參照。
陳平原認為，從這個現象便可以看出，內地民眾對香港的認識，已經從早期的「大俠」印象轉變為「大學」觀念。這是時代發生的轉變，也可以探尋出文化變遷的脈絡。值得一提的是，針對本報記者有關中國文化、孔子學院的作用等問題的提問，陳平原指出：孔子學院在推廣漢學、中國文化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有貢獻的；外界對孔子學院的看法和觀點，其實有更深層次的因素。例如，在一些歐美大學，若東亞研究的院系較弱，是比較歡迎孔子學院的，因為可以互相借鑒和協作；若東亞研究院系較強，則便會產生不同的看法。
「和」之可貴
來自日本東京大學的榮譽教授山脅直司，提出以「和」作為未來不同文明與對話的基本價值。他將公共哲學的概念界定為在哲學層面論述和平、正義、環保、公共記憶等問題的哲學。他在21世紀初提出的「全球地方性公共哲學」（glocal public philosophy），可界定為一種涉及因地域特色而生的全球議題或價值觀的跨國公共哲學。這些議題的全球性以及人類所居住的歷史和文化各異的地區之間的聯繫十分重要。人們認為全球與地方的觀點是相互關聯的，而公共價值觀和人們想法的特殊性是不可分割的。
自19世紀起，歷史與民族國家建設及殖民主義有着緊密的聯繫。例如，中國建設民族國家結合了抵抗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相反，日本建設民族國家則受西方影響而出現帝國主義思想，從而為內地、香港和朝鮮半島帶來重大的破壞。另一方面，19世紀以來的香港歷史卻有另一複雜特色。
山脅直司認為，未來的文明對話，應該形成一種相互依存的「連帶」、合作關係。這種關係的價值基礎，便是「和」。它要求文明對話的自由、不同文化思想的充分討論。例如，在歷史上，正是基於這種「和」與「連帶」意識，日本著名的泛亞主義者宮崎滔天，才盡力協助包括孫文、梁啟超等人逃難。歷史應當牢記，才能開創未來。
不能忽略的典籍研究
美國知名漢學家費樂仁（Lauren Pfister）認為，中國漢學的典籍翻譯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領域。他認為，在過去二百年，東亞以外的海外漢學研究曾出現五個重要突破，這五個突破得以發現，或得以確認，有賴多語文漢學資料室的建立，資料室藏有近現代漢學家的中國經典翻譯及其中文著作；自兩年前起利用這些館藏進行的跨學科研究項目亦日漸增多。
第一個突破是，「漢學五高峰」的存在，這包括在不同時期來華居住的傳道學者，他們出版中國經典及其他重要著作的各種翻譯本。如比丘林（[lakinf] Nikita Y. Bichurin）、理雅各 （James Legge）、顧賽芬（Séraphin Couvreur）等。
第二個層面，則是對大量中國經典進行全面的大規模翻譯及索引編目新計劃：如二十世紀初的哈佛燕京計劃、二十世紀後期香港中文大學的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計劃以及法國遠東學院的道藏索引計劃。他們運用中國古字及古文研究所得之新觀點，對經典翻譯進行研究。例如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與其他著名中國研究學者研究《詩經》，英語、法語及德語漢學圈子二十世紀期間對中國經典的全面再翻譯計劃等。此外，新編撰但卻引起爭議的《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也是一個重大貢獻。
另一方面，關於中國基督教及道家研究也非常重要。鍾鳴旦（Nicolas Standaert）、柯恩（Livia Kohn）及狄德滿（R. G. Tiedemann）的研究，《中國哲學百科全書》的出現都可看作是漢學研究在典籍上的突破。還有俄國的漢學研究，由季塔連科（Mikhael L. Titarenko）領導近二百位俄羅斯漢學家以俄語編撰、一共六冊的《中國精神文化大典》也是重大貢獻。費樂仁認為，這些貢獻是不能夠忽略的，因為有了這些學者的付出，人們在理解漢學時，才會更便利。
故而，「和」與對話，是今次論壇中，各方學者關注的一個重要角度之一。未來的時代，香港的前進與中國文化之間的聯繫，將發揮怎樣的作用，將會持續受到重視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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