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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冀平
《黃金時代》中，蕭紅不斷重複一句話：「只想找一個可以寫作的地方」，她想找的這個地方不是別處，就是我們身處的香港。蕭紅短暫的一生只有三十一年，寫了七十多萬字，其中近三十萬字，近乎一半是在香港寫成的。蕭紅一生漂泊，出生在東北，到過北京、上海、青島，去過日本，後來因為戰亂，輾轉西安、武漢、重慶，一路逃難，日軍攻陷西南，有人提議她，不如和丁玲一起去延安，她想了想說：「只想找一個可以寫作的地方。」她選擇了香港，在香港寫出她最重要的作品《呼蘭河傳》《馬伯樂》。彌留時，她說，「只想和藍天大海作伴......」於是靜靜地躺在美麗的淺水灣，七十多年過去，沒受過任何騷擾，真是選對了地方。
香港真是創作者可以安心寫作的地方？
龍應台，被譽為華人最犀利的一枝筆。為了有一個可以寫作的地方，有最多的時間和自由，香港大學為她爭取到孔梁巧玲女士的資金支持，創造了一個「傑出人文學者」的教授席位，在港大成立了「龍應台寫作室」。寫作室建立在港大內的柏立基學院，開門見山，推窗是海，耳聽杜鵑啼芭蕉雨，天上有麻鷹飛，地下有松鼠跑。龍應台更看重的是，「這裡是當年朱光潛散步，張愛玲聽雨，胡適之發現香港夜景璀璨驚人的同一地點」。她的助理都是兢兢業業的香港年輕人，從香港大學到所有機構，傾力提供支持。龍應台的重要作品誕生於香港，《香港筆記沙灣徑25號》《一九四九大江大海》。
董橋說：「龍應台彷彿五十多年前流亡南下的讀書人，香港彷彿亮着風燈的客棧：一壁爐火，半盞冷酒，一頓粗飯，一床久違的溫暖。」這富有詩意的句子中所指的多年前，是指中國的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皖南事變後，內地大批讀書人無法正常寫作生活，神州大地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他們輾轉流亡到了相對和平安定的香港，繼續他們的文學、寫作、電影和出版事業，養家育子休養生息，香港許多地方都留下他們的足跡。一九四二年聖誕，香港淪陷，一張名單落在日本駐軍司令手上，上面寫的是茅盾、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蔡楚生......一個個大名鼎鼎，有數百名之多，日軍也知道他們的分量，封鎖港九實行宵禁，挨家挨戶大肆搜捕，限令前往日本軍部報到，否則格殺勿論。文人是有骨氣的，寧死不為侵略者效勞，香港人冒着生命危險，挽救這一大批滯留在香港的文化人士逃離險境。
為什麼遠有蕭紅、文化精英，近有龍應台，眾多文化人選擇來香港寫作，這應該值得香港人自豪，也值得思考。
香港要安定，香港不能亂，除了它應有的金融大都會的富裕繁華，還要像蕭紅說的，是「一塊可以寫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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