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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殤、傷、痕
黃莉明
到了1978年，周圍的氣氛開始起了一些變化。歷史課上開始強調古代中國對越南的統治，而一般的越南民眾對華裔的敵意也隨之加深。逐漸地，我們認識的華裔開始回國，而我家也終於作出了要離開越南的決定。
家裡決定要「兵」分兩路。母親和兩個姐姐和我先在1978年從海防坐火車到越南北邊的老街，之後步行到中越之界的南溪河邊，再蹚河到我國的雲南河口；而父親和一個姐姐和哥哥則要先留下來靜觀其變。
我忍痛把所有心愛的書籍全都賣掉，收拾了行裝，拿起小提琴，便告別了其他家人上路了。當時我們誰也沒有料到，那是我們這一家子最後一次的歡聚一堂。
比起同期的其他人，我的經歷算不上什麼驚險。當時局勢尚未十分的惡化，所以過河時我雖然也聽到一些零星的槍聲，可比起老美的重型B52炸彈，那只能說是過年時所放的鞭炮而已。
雖然如此，一起過河的人中也有的失散了，再也找不着，至今仍然生死未卜的。而他那些可憐的家人，因為不能確定他的生死，且又不願把他視為已故，直到現在連每年一度的祭拜也不能為他做。
回想起來，當時的我最為欠缺的，就是居住地所能給予的歸屬感。雖然和我們建立起了深厚情誼的越南鄰居們從無此意，可在一般的越南民眾眼裡，我並非他們的同族，故言行間總帶着某些生分、甚至敵意的成分。所以，終於踏足於國土之上的我，心裡自有說不出的激動。
回國後，我先在雲南河口的一所接待站歇息幾天，然後坐了差不多一周的火車路經昆明而到達廈門，再乘汽車來到竹壩農場。我在竹壩補習了幾個月的中文後，便得到當時在農場替我們補習的葉金鐵老師的極力推薦，因此而被同安一中破格錄取了。那年九月，我便來到同安一中上學，從此與大家結下了同窗之誼。
越南船民（又稱越南難民）是指越戰後，特別是在1978和1979年間坐船逃離越南的人，但實際上這難民潮一直持續到1990年初期。1975年至1995年間逃離越南的船民約兩百萬，而安全抵達目的地的船民總數才80萬人，因為很多船民由於海盜、超載和暴風雨的緣故而葬身大海，沒有抵達終點。
船民最初的目的地是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新加坡和香港這些東南亞國家和地區。1978和1979年間蜂擁而至的越南船民致使以上這些東南亞國家和地區越來越不願意接受抵達他們海岸的難民，因此而造成了國際人權危機。經過1979年的一個國際協議後，越南同意了要控制離開的人流，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同意了暫時收留難民，而發達國家則願意提供幾乎所有的經費和安置船民到他們的國家定居。
從東南亞的難民營，大部分的船民被安置到了發達國家。多半的人去了美國，其餘的去了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德國和英國，其中有幾萬人或是自願地或是被迫地遣返了越南。
我的哥哥和一個姐姐，後來就一起坐了漁船抵達香港，再由加拿大的善心人擔保，以越南難民的身份來到了加拿大。根據加拿大的官方記載，加拿大在1979和1980年間安置了50,000 越南難民。他們來自鄉間和城市的不同的社會階層。大部分人不會英語或法語，且沒有在加拿大的親人。再者，他們是在加拿大經濟衰落的時候抵達，又被安置到之前沒有越南人居住的地區。這種種因素使得難民很難適應新環境，更不用說實現經濟獨立。多倫多、滿地可、溫哥華、卡加利和愛民頓是最多難民居住的城市。
以上報告還疏忽了一大難點，那就是難民抵達本國時的年齡。難民之中很多人已是而立之年，卻兩手空空，語言不通，還要在一個全新的環境裡白手起家，談何容易！然而，三十多年後，那一代船民都成了小康之家，且其子女也都學業有成。他們吃苦耐勞的奮鬥精神，讓我佩服萬分！
早在六歲時我就體會到了聲音的力量，後來又發現了歌唱、朗誦都只不過是把自己的聲音借給歌或文裡的人罷了。所以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的筆能成為一個足夠宏亮的聲音，那麼，我定會把這個聲音借給這一代難民，讓他們向世人宣訴戰爭的殘酷，和講述自己屢次白手起家的艱苦。
高高在上的人們坐在舒適豪華的會議室裡所謀劃出來的策略，到了忠心不二的執行者手中成了格殺勿論的令牌，進而演變成無數的生靈塗炭、家破人亡、流離失所......這，就是戰爭。
雖說人類幾千年的歷史正是由這麼一場場大大小小的戰爭堆積而成，然而，學習歷史的人們似乎並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什麼。年來年往，戰爭還是在繼續，生靈還是在不斷地遭受塗炭......這是因為，史書上記載着謀劃者的偉績，也收錄着執行者的豐央A可餘下來的，卻只用了長長的省略號來取代......
我深知，我以第一人稱敘述的這些戰憶，不但不會出現在任何的史書裡，而且還會和所有以往的第一人稱的戰憶一樣，將隨着光陰的流逝而永遠被遺忘。與此同時，戰爭還是會繼續，生靈還是會不斷地遭受塗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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