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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前年沒有爆發斯諾登事件，大家對監控的認知，大抵停留在《竊聽風雲》這種與金融、利益掛鈎的小兒科犯罪事件中。但世事絕非如此簡單，全球監控事件層出不窮，別以為這是國家保安層面的事，只要上得網、用得智能手機，就有機會中招。
知名紀錄片導演Laura Poitras是影展常客，其自九一一後執導的「美國三部曲」獲獎無數，最終章以拍攝美國政府監控全球的《第四公民》（CITIZENFOUR）作結。此片亦獲得今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
電影即將上映，Laura日前亦現身香港，與觀眾分享拍攝的心路歷程，並娓娓道來與斯諾登接觸的前因後果。
文：伍麗微
早於拍攝《第四公民》前，Laura因前作《My Country, My Country》、《The Oath》而被美國政府列入監控名單中，每次出入美國，均被海關攔截扣問。不勝其煩的刁難原來事出有因，有一天，Laura接到署名為「第四公民」的電郵，提醒她要小心保密、並願意透露更多國安局的監控情報。在接近半年的電郵溝通後，Laura與《衛報》記者Glenn Greenwald前來香港，並在美麗華酒店與「匿名者」會面，而此人正是後來爆出大新聞的斯諾登。
建基於互信
之後的事，大家並不陌生，斯諾登因透露美國監控情報而成為頭條人物，一個接一個機密計劃曝光，美國政府以間諜罪名通緝他，最後他在維基解密的幫助下離開香港，現定居俄羅斯。
當日大家以驚奇、甚至有點「看好戲」的心態在追蹤事態，雖然事件駭人耳聞，但實在太虛幻、太不真實，比小說更離奇，焦點自然放在當事人斯諾登的動機、其後的逃亡身上。事過境遷，再看Laura的《第四公民》，反而可以更為客觀、全面地審視事件。
電影大半畫面是Laura在港貼身拍攝斯諾登後剪輯而成的，當中不僅帶有揭秘的意味，更如實地反映了話題人物的心理、行為等動態。畫面裡的斯諾登時而淡定、時而不安、時而焦躁，不變的是臉上那濃濃的疲憊感。Laura透露，此片的成功很大程度建基於拍攝者與被拍者的互信關係上。Laura與斯諾登都是敏感人物，一個被列入國安局監測黑名單中，一個是前中情局僱員，稍有差池，兩人都有生命危險。
會面當日，兩人以一問一答的暗語確認彼此身份，自此，鏡頭便一直聚焦於酒店客房內。電影裡許多畫面在觀眾看來是「小題大作」、「可笑」的，例如斯諾登的小心翼翼，除了必須與外界聯絡外，他會把酒店房裡的電話線拔掉；在輸入密碼時，又會以他稱為「魔法斗篷」的被單蓋過自己，避免在電腦鏡頭前曝露身份；當酒店進行火警測試時，斯諾登一改輕鬆的神態，異常緊張，擔心美國特工殺到來。看似可笑的一舉一動，正正告訴你事件的嚴重性，而這一切的確比任何科幻小說真實。
記者的責任
Laura說，早於與斯諾登聯繫時，已開始拍攝《第四公民》，因為她意識到美國自九一一後，以反恐為名的監控無孔不入，所有人都不能「倖免」。而根據斯諾登提供的資料，國安局秘密建造龐大的監測基地，又透過電訊公司、互聯網供應商等渠道，收集國民及外國人的資料。簡而言之，所有上網紀錄、電話紀錄、甚至銀行賬戶紀錄等，都成為「盜取」的對象，而這些資料就像一塊塊碎片，湊起來足以重構一個人日常的一舉一動。
斯諾登是因為良心不安，銳意揭發事件，但Laura是一名記者、導演，本可避免趟這渾水，她卻義無反顧地拍下去，後來更因與斯諾登接觸而成為政府的「眼中釘」，無法回到美國，紀錄片的剪輯工作都在柏林完成。與她一同採訪斯諾登的《衛報》記者Glenn Greenwald亦備受牽連，多次被政府官員留難問話，後來離開了《衛報》，現定居巴西。
為了披露第一手資料，兩人無怨無悔，只因他們相信「記者有說出真相的義務」，而對比斯諾登的遭遇，自己的付出其實算不上甚麼。媒體在大事大非前，擔當的角色舉重若輕，就像今次事件，若沒有傳媒的披露，大眾不會知道自己的私隱被侵犯，而始作俑者更以似是而非的「反恐」理由來辯護。這宗醜聞更讓《衛報》、《華盛頓郵報》及Laura自己獲得普立茲新聞獎，但Laura及其好友、任職電腦網絡保安研究員的Jacob Appelbaum則對《衛報》事後的做法有保留，對其為免政府徹查而銷毀文件感到遺憾。Jacob更直言《衛報》做法令人失望，Glenn的早期報道其實做得非常好，但後來《衛報》承受巨大壓力，不得不屈服。
新聞的保鮮期有限，事隔兩年，民眾對事件的關注度不復以往，斯諾登近日接受美國清談節目《Last Week Tonight》訪問，為此節目團隊更在紐約訪問了途人對事件的看法，令人意外的是大部分民眾不知道斯諾登是誰，斯諾登看罷只報以苦笑。但Laura並不氣餒，指真相雖無法改變大局，但民眾至少多了一點危機意識。
電影最後以後繼者受斯諾登啟發，進一步揭發更多監控事件作結。雖含蓄，卻帶有一絲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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