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立志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作為先進的執政理念，經習近平提出後，引起大量關注與解讀。在這句話裡，有兩個名詞，一是權力，一是籠子，前者不是指具體的貪官，後者也不是指真實的監獄。二者的聯結，隱含着這樣的前提-權力絕不是裝在籠子裡供人賞玩、帶來愉悅的金絲雀；權力是可能給公眾帶來傷害的猛獸。因此，需要建造制度的籠子，對其進行監督與制衡。
權力監督作為全新的執政理念，人們在解讀時往往借鑒國外的思想資源與政治資源，比如孟德斯鳩、洛克、阿克頓等等。借鑒是必要的，殊不知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同樣不乏權力制衡的因子。
不能說儒家文化只是一味地維護君權，事實上在儒家的文本中也有限制君權的不同表達。比如，孔子說過：「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試圖規範君主與臣下的權利、義務關係。在這方面，孟子表達得更直接，他在《孟子．萬章下》中對齊宣王說，君主有重大過失，反覆勸諫而不聽，王室臣僚可以換掉君主；君主有了過錯，反覆勸諫而不聽，異姓臣僚可以辭職不幹（「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而這幾乎等於公然犯上與逃避。
儒家的權力監督思想，只停留在抽象的理念層面，從來不曾付諸實施。其實，即使實施也根本行不通。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翻讀《孟子》，當他看到《離婁下》裡「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一句時，不禁勃然大怒，罵道：「他如果還活着，免不了一死！」（「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當即下令取消孟子的文廟配享。雖然在大臣的極諫之下，很快恢復了孟子的配享待遇，然而，朱元璋餘怒未消，甚至在25年以後，仍然下令刪改《孟子》，將所有他認為對皇上不敬的文字全部刪除，使之成為一部皇上認可的「潔本」，並頒發至全國，作為科舉考試的依據（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三十五）。
孔子維護君權是真，但並非袒護一切權力。《禮記．檀弓下》有一則故事，大意是說，孔子經過泰山腳下，見一女士在墳前哭泣。孔子派子路去打聽，原來這位女士的公公、丈夫、兒子先後被老虎咬死。孔子問：「你為什麼不離開這裡呢？」女士答：「這裡沒有暴虐的政治呀！」孔子聽後指出：「弟子們，你們記住，暴虐的政治比老虎還要兇！」這段故事就是「苛政猛於虎」的來歷。
不要小看了這個案例，英國學者羅素在其名著《權力論》第十八章闡述「對權力的節制」時，開門見山引用了這個案例，並由此提出了該章的主題，即「怎樣才能保證政治不如老虎兇猛。」（商務印書館，2012年，P.222）從而使這一案例產生了國際影響。這一發現總是可喜的，在孔子的理念裡，權力並不總是神祐的偶像、莊嚴的鼎彝、正義的化身、慈祥的聖者，有時權力也會如同猛虎一樣，呈現出危害民眾的野性。
當然，孔子只是把特定的「苛政」比作猛虎，而法家學派的韓非子則比他進了一步。韓非子不僅從一般意義上把權力視為猛虎，還主張將權力關進籠子，他甚至認為這樣的籠子應由法律來建構。簡直可以說，韓非子的論述，幾乎是為權力建造制度籠子的始作俑者。他的原話是這樣的：「服虎而不以柙（古代關猛獸的木籠，也用來拘禁罪重的犯人），禁奸而不以法，......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韓非子集解》，中華書局，2013年，P.202)意思是說，制服老虎而不用籠子，禁止奸邪而不用刑法，孟賁、夏育這樣的勇士也會擔心，唐堯、虞舜這樣的聖人也會為難。由此可見，韓非子這個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在今天看來，其思想仍然具有強烈的時代性。
在這裡，他對權力預設了一個「猛獸假定」，即假定一切權力都有可能異化為猛獸，都有可能傷人。他指出，設置籠子，不是用來防備老鼠的，而是為了使怯懦的人也能制服老虎；制定法律，不是用來防範曾參、史紹這樣的好官，而是為了使平庸的君主也能制約盜跖一類的奸邪之輩（「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如同當今城市裡的紅綠燈，它的設立是假定所有人都會違反交通規則。對於遵守交通規則的人們，它似乎不起什麼作用，它所提醒與制止的只是違反交通規則的行為。
在古老的傳統文化中，尋找符合當代需要的思想資源，其目的不是為了炫耀我們的「古已有之」，而是為了吸取前人的思想精華，以矯正當下的偏頗。傳承古代的優秀傳統，並不排斥借鑒當今世界的文明成果。應當指出的是，權力制衡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政治文明的「常態」。而這體現的正是不同民族共同探索、不斷實踐的人類文明歷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