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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龔敏迪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提到過妻與子，王莽時還封其後人為「史通子」。不過司馬遷之子遠不如他的外孫楊惲在歷史記載中留下的痕跡多。漢武帝死後霍光輔政，和歷次極端的集權統治崩毀後一樣，自由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冒頭的機會。同時，司馬遷的女婿楊敞又是大權獨掌的霍光「厚愛」之人。在短短的十三年中，大位繼承者換了三個，楊氏也捲入了三次危機中。第一次上官桀謀反，楊敞得到消息，但「不敢言」的他裝病逃避了，雖然因此失去了一次封侯的機會，但不久還是做了丞相；第二次霍光廢昌邑王劉賀，楊敞又「驚懼，不敢言」，要不是夫人讓他表示支持，恐怕麻煩就大了；霍光死後，楊惲又先得到了霍氏後人造反的消息，他並沒有像其父一樣膽小怕事，而是及時通報給了漢宣帝，因此被封了侯。這都為《史記》從藏之名山到公開亮相創造了有利條件，楊惲是把它視作相等於《春秋》的。
楊惲是個清廉無私的人，父親和無子的後母給他留下近千萬的財產，後來又「再受訾千餘萬」，他都分給了宗族和後母的兄弟。他當了統領宮廷侍衛的中郎將，卻見在皇帝眼皮子底下的那些手下「郎官」們被稱作「山郎」。就像山有所產一樣，凡能出錢供宮中財用者，才被允許出宮。所以「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賄賂公行，沒錢者一年也得不到一天休息，也不可能有陞遷的機會。楊惲將宮中的花費，都移到大司農的賬上，改變了這個不公平的陋規。
楊惲的行為容易招致怨恨，加之曾經流落民間的漢宣帝有自己的利益集團，他們與功臣、門閥等利益集團存在錯綜複雜的糾葛，互相猜忌在所難免。漢宣帝親近的太僕戴長樂，因過於炫耀與宣帝的密切關係，被看不慣的人告發對皇權有「非所宜言」的時候，他立即認為是楊惲指使的，於是就亂咬說楊惲不滿朝政、誹謗皇帝。審案的廷尉于定國認為「左驗明白」，但「奏惲不服罪」，要人私下裡沒有一點牢騷話，恐怕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樣說，無論是皇帝親近的戴長樂，還是幫助宣帝保住皇位的楊惲，這種對抗都有損於皇帝的尊嚴，於是「有詔皆免惲、長樂為庶人」。
可是接下來的事情就耐人尋味了。因為日食，突然冒出一個不起眼的「騶馬猥佐」，上書告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最後找到一封楊惲給安定太守的回信，「宣帝見而惡之」，於是處理的結果是楊惲被「腰斬，妻子徒酒泉郡」！宋代羅大經的《鶴林玉露》解釋說，其中的那首詩是「『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清朝收錄了這封信的《古文觀止》繼承了這種說法，說其「宛然外祖《報任安書》風致，辭氣怨激」，其詩「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是「比喻朝廷荒亂」、「國既無道」、「賢人放棄」。但也說「宣帝處惲，不以戴長樂所告事，而以報會宗一書，異哉帝之失刑也」。這都是後人的臆想，就是沒有那封信，楊惲也要死。
楊惲丟了官，回家經商治家業，種田經商「以財自娛」，與司馬遷的不鄙視商人之意是相通的，不見得是刻意表示不滿。他的朋友孫會宗寫信勸他：「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他才寫了這封回信，再三承認自己「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頌揚皇帝「聖主之恩不可勝量」。那首詩也不過是講自己無意於仕宦後的田園生活，並明說與孫會宗已經志向不同，要他「毋多談」了，明顯是一封絕交書。照理說，孫會宗已經站在皇帝一邊了，奇怪的是他也因此丟了太守的烏紗帽。宋朝的司馬光不提那首詩是有道理的，他覺得楊惲「罪不足以死」，之所以會如此，是「為善政之累大矣！」洪邁則認為：「楊惲坐語言怨望，而廷尉當以為大逆不道。」他為名聲好的廷尉于定國做了這件事而感到可惜。
也許，楊敞那樣膽小怕事的逃避才是高明之舉，但也有人認為，楊惲那樣給後人留下一份思考的空間更有價值，他的那篇《報孫會宗書》也比較耐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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