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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雨澤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部專家
「一帶一路」對中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具有重要意義，被稱為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2.0版本。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得到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積極響應，成為沿線區域加強經濟合作的最大共識。但具體建設過程中，面臨地緣政治風險高、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大、各國規劃協調對接困難多、政策溝通和經貿合作機制建設滯後等困難和挑戰。「一帶一路」覆蓋面廣，涉及因素多，地緣政治複雜，經濟發展不平衡，文化多元，需要政府搭建完善的政策支持體系，為企業「走出去」開展國際合作保駕護航。
如今，「一帶一路」建設迎來良好開局，絲路基金設立完成，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籌建順利，《「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業已發佈，成為地區合作、規劃對接的指導性文件，但不能因此低估上述困難帶來的影響。亞洲地區也曾提出宏偉的區域合作計劃，如1992年聯合國亞太經濟委員會提出的亞洲陸地交通基礎設施發展計劃和2009年亞洲開發銀行提出的構建泛亞基礎設施網絡等，但囿於各種原因進展緩慢，就連執行力比較強的東盟在2010年10月提出的《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實施也遭遇困難。突破多邊合作框架實施的低效率困境，除需要強有力的主導者之外，還必須做好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建立相應機制，匯聚各種資源，調動各方積極性和主動性。
中國責無旁貸擔當主導者和引領者
中國既是「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倡導者，也是沿線第一經濟大國，中國GDP佔「一帶一路」的份額超過四成，比俄羅斯、印度和土耳其的總和還要多。中國在「一帶一路」中的地位不但體現在經濟總量上，而且體現在產業結構和綜合競爭力上，中國擁有最完整的工業產業體系，是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大國，中國的對外工程承包建設能力居世界前列，2014年世界前250大國際工程承包商中，有62家是中國企業，入圍數量居世界首位。中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應責無旁貸地擔當主導者和引領者角色，在行動上要敢於承擔義務和責任，在政策上應積極作為。
積極作為不等於要急躁冒進，必須量力而行，追求合理回報，確保行動的可持續性。制定政策的主線要將中國的政治需要和經濟訴求有機結合起來，基於中國自身產業優勢和沿線國家的緊迫需求制定相應的鼓勵和支持政策，如基礎設施是制約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和短板，產業發展落後、生產投入不足是制約人民收入增長的重要原因，而中國在這些方面能力比較突出，可順勢而為。
為企業「走出去」保駕護航
「一帶一路」覆蓋面廣，涉及因素多，地緣政治複雜，經濟發展不平衡，文化多元，需要政府搭建完善的政策支持體系，為企業「走出去」開展國際合作保駕護航。
營造更為寬鬆、透明、公平競爭的商業環境，立足周邊，面向「一帶一路」，通過商簽自貿區和投資保護協定，建立高水平的自由貿易區網絡，加強沿線各國海關、檢驗檢疫、標準認證部門和機構之間的合作，推進監管互認、信息共享和標準兼容，降低經貿合作成本。
加大中央財政投入和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等對重點項目的信貸支持力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擴大與沿線國家本幣互換、結算的範圍和規模，加強金融機構合作，提升結算便利化水平；推進區域通關一體化改革；鼓勵沿海地區與沿線國家重點港口之間加強合作，支持地方設立中外經濟合作園區和對外開放園區。
建設利用好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絲路基金，加強與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投資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合作；促進沿線國家銀行合作，推動以聯合體的方式開展銀團貸款、授信擔保等業務；鼓勵沿線國家在國內成立或聯合成立基礎設施建設基金；推進亞洲債券基金建設，推動亞洲債券市場的開放發展，大力培育亞洲債券市場，優化亞洲金融資源配置；創新利用PPP等投融資模式，推出海外投資保險產品，對購買相關保險給予一定的補貼。
利用沿線各國區域、次區域國際論壇、展會，加強對外宣傳，加深理解，創造合作機會；加強「一帶一路」投資的信息服務，在對外投資國別指南基礎上，提供更新、更豐富的國情信息和動態信息，發揮外交尤其是駐外大使館等駐外機構的支持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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