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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是研究國際關係的知名學者。
沈旭暉是香港有影響力的年輕學者之一，他的專長是研究國際關係，而他對此專業的興趣其實源於小時候喜歡打機與集郵。將興趣變為學術志業，又年少成名，令沈旭暉的形象一直相當活躍，有人稱他為公共知識分子，但他自己的想法其實很簡單：所做的一切發言與討論，都是基於提升國際關係在香港獲得更多認受性。與此有關的他才會發聲，而不是與專業無關的任何話題都去評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曾慶威
沈旭暉的專業是國際關係，而這個學科在香港被開發的程度至今有限，無論是大學裡，還是在媒體、社會或所謂市場上，哪個角度看都是underdeveloped。他自己的目標是將專業技巧與不同主題crossover，提升國際關係在香港的被認受度，所以他說：「我講的所有話題，一定是和國際關係有關，如果不關事就算我自己有興趣的東西，但不是expertise我不會去評論。這是自己的那條線。」音樂也好，電影也好，體育也好，皆因與他的專業有所交集互文。
在沈旭暉看來，國際關係這門學科，本身因種種原因，變成一個沒被開發的空間，所以需要有人去做。香港人整天談論新加坡，他自己也在那邊呆過，發現新加坡對國際關係的重視程度高香港很多。而在香港提升人們重視國際觀的難度，首先在於沒有一間大學有獨立的國際關係系所。「實際上我們這幾天剛剛確定，我所負責的全球研究課程變成一個四年正式編制的課程。」不過，因為仍然沒有一個獨立的department，所以前路仍然漫長。
沈旭暉認為難點在於「一來大學現任沒哪位高層對這件事有ownership，這其中牽涉到資助等多種問題，而另一方面，在社會上，一般人對境外事務興趣相對低，就不講國外的政治選舉這些，他們對國外文化的好奇心，同上海、廣州等城市比較都不高。」他的感受是，在中國很多城市，人們對外來的音樂、西方流行的樂隊等事物很有好奇心，而香港新一代普遍在這方面的興趣內向些，所以講純粹境外的事情，大家會覺得離地。「但我覺得這件事不是對立的，你本身可以兼顧對這個地方的關懷和對國際世界觀的認知，我希望做到的是這些。」
讓更多人知道國際視野的重要性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沈旭暉並沒直接經歷過，但他從父母那輩人處得到的印象是，過去的香港報紙頭條經常是國際新聞，譬如越戰，會將國際問題擺得比較重。九十年代一些比較本土化的報紙出現，潮流自此扭轉。沈旭暉認為，本土主義是必然會出現的事情，全世界都有，全球化會facilitate（促進）本土化的escalation（加劇）。「不只香港，美國、英國甚至上海、深圳都有這種情緒，問題是你怎樣在有這種情緒的同時不需要犧牲你的國際視野。」
他說：「我想不是只有本土主義興起的原因，香港有其他原因，令到我們失去這種關懷。」
香港是一個這麼國際化的都市，同新加坡的編制配套很類似，也都是華人社區，但是沈旭暉看到了新加坡能做到很多香港做不到的事情。「語言上他們講英文都可以溝通到，很多外國專家會覺得能很好地融入。我們有同時在香港和新加坡工作過的同事，會分享說他們在新加坡去到很local的地方都能溝通，在香港只能在自己的圈子中生活，去了旺角這種地方就很難如魚得水。」
語言只是一個例子，更重要的香港這個城市大家的mentality不存在我們本身要在日常生活中都能體驗和世界接軌的能力-這個概念一般人腦中沒有，這才是沈旭暉認為不妥之處。「國際視野不需要很刻意每一刻都講英文，但當有其他和你語言背景不同的人出現時，你會不會覺得都希望他們生活得如魚得水？」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的話，久而久之人們對香港的印象就是這個地方不是真的那麼國際化。
而對沈旭暉來說，在不同領域crossover的指導思想，就是嘗試讓多些人覺得擁有國際視野是重要的事。
文=香港文匯報 沈=沈旭暉
文：怎樣看待香港的軟實力？
沈：理論上香港是個brand，歷史上，講直白些，香港比其他中國城市了解西方，也比一般西方社會更能和東方文化溝通-就是對着不同的人sell不同的優勢，有個買辦的角色，這一直以來是香港的價值，這種獨特性在flexible之餘，也不至於無法無天，比新加坡更有彈性。同時香港文化mix了東西方和早期少數族群文化，所以上世紀八十年代，人們了解中國的窗口是香港，那也是香港最輝煌的時代，這種軟實力以後是不是不能出現？不是，但出現這種文化大前途的價值是要真的溝通到東方和西方，如果新一代意識到全球視野的重要性，同時也懂得香港人必須了解中國的發展-兼顧這兩者才能繼承文化軟實力，但眼下趨勢不是特別positive。
文：你嘗試去做了怎樣的推動與改變？
沈：外來的東西始終不是香港的priority，我能做的改變只能是讓人們對這些事情多些興趣，在大眾層面找些大家「食得落」的東西，譬如電影、音樂、動漫等等，它們相對容易入口。我自己也會辦一些小團體，宣傳一些深度旅行，譬如讓旅行者多些interactive在地的經驗，在大學中搭起象牙塔和社會大眾之間的距離。所以在象牙塔中也想搞一些社會性的programme。
文：剛回港時你是一位學術明星，這些年下來，你則用觀點影響了很多人，那你個人對香港的看法有什麼不同？
沈：我不想整天在學院，我不是這個質地，這個自己騙不到自己的-你生活得是否愉快？是否覺得和這工作是天作之合？其實不是，我讀這科目是自己的興趣，但在學術系統內會磨滅你的興趣，因為你跟規則，就很容易令自己所有興趣磨滅，真有興趣不該長期呆在這環境下面。而我在這裡的原因是因為想建立一些東西，像我所說，香港沒有一個國際關係的獨立學科。我希望建立一些東西，建立完就是時候離開了，我自己很清楚。
文：這十年來，香港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沈：十年前香港開心很多。
文：原因是？
沈：我自己這一代人的成長背景是殖民地的醜陋黑暗面都消失了，並有不少德政，我見不到它最差的那一面，見到的都是它比較好的那一面，中國的國家機器也還沒在這裡啟動。當時的香港文化全世界都很尊敬，那個時期的香港是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特例，不可能再出現，但那就是我的時代。
我講這些也不是為了比較，只是覺得十年前我剛回來時的香港，真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聊天，多些自信看多些前景-前景很重要-新加坡至少一代人對他們自己國家是有自信和自豪感的。而我去北京，也見到他們全民創業的心境。而在英國美國，年輕人起碼有信心發展自己興趣，有無事業在其次。但香港目前是很無望無力的心態，這其中當然不只是政治問題，還有經濟實力、時代大潮流逆轉等等，混合了很多東西。
但眼下的香港，其中一個可以放之任何階層都有的共識，就是不開心，這些年definitely（確實地）我沒在香港遇過覺得開心的人。
文：你個人很喜歡閱讀？也喜歡逛樓上書店？
沈：我喜歡集書，我不買其他奢侈品、消費品，但就像集郵那樣，有時會買一本書的不同版本，當然現在年紀大瑣事多了，純粹消閒書，我喜歡看穿越小說，因為其實那些書不是純粹吹水，國際關係中有個理論是反事實歷史研究（counter-factual history），其中有一些方法論。這種理論推加一步，你就可以從穿越小說中得到一些好玩的內容。有時候我會上網看，其實同一條橋可以用很多種方式表達，可以寫論文，也可以變成小說。
文：怎樣看待學術與普通人生活之間的關係？
沈：打破學術界限是全球化趨勢，過去中世紀時知識被高度壟斷，現在資訊科技的發展就好像幾百年前的印刷術革命，幾十年前寫論文要很辛苦去圖書館找資料，現在則可能快十倍，過去可能五年才能搞定一篇論文，但現在五個月就可以。另一方面學術也會貶值，現在滿街都是碩士博士，全世界都是，中大碩士畢業生的畢業長龍每年永遠都是長過學士生，愈來愈多畢業生，愈來愈難找到教職，結構性問題解決不了。
其實不在學校反而能更好接觸真正知識。我經常覺得大學裡的學術會議是最離地的，那些學者所講的事可能99%都對外面世界不發生作用。教育產業化之後大師不會這樣醞釀出來的，所以我也會覺得，如果真的要寫一本能傳世的書一定要等退休後。思想型學者無法這樣在大學中被量產化，很多知識反而可能是從民間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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