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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是研究國際關係的知名學者。
沈旭暉是香港有影響力的年輕學者之一,他的專長是研究國際關係,而他對此專業的興趣其實源於小時候喜歡打機與集郵。將興趣變為學術志業,又年少成名,令沈旭暉的形象一直相當活躍,有人稱他為公共知識分子,但他自己的想法其實很簡單:所做的一切發言與討論,都是基於提升國際關係在香港獲得更多認受性。與此有關的他才會發聲,而不是與專業無關的任何話題都去評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曾慶威
沈旭暉的專業是國際關係,而這個學科在香港被開發的程度至今有限,無論是大學裡,還是在媒體、社會或所謂市場上,哪個角度看都是underdeveloped。他自己的目標是將專業技巧與不同主題crossover,提升國際關係在香港的被認受度,所以他說:「我講的所有話題,一定是和國際關係有關,如果不關事就算我自己有興趣的東西,但不是expertise我不會去評論。這是自己的那條線。」音樂也好,電影也好,體育也好,皆因與他的專業有所交集互文。
在沈旭暉看來,國際關係這門學科,本身因種種原因,變成一個沒被開發的空間,所以需要有人去做。香港人整天談論新加坡,他自己也在那邊呆過,發現新加坡對國際關係的重視程度高香港很多。而在香港提升人們重視國際觀的難度,首先在於沒有一間大學有獨立的國際關係系所。「實際上我們這幾天剛剛確定,我所負責的全球研究課程變成一個四年正式編制的課程。」不過,因為仍然沒有一個獨立的department,所以前路仍然漫長。
沈旭暉認為難點在於「一來大學現任沒哪位高層對這件事有ownership,這其中牽涉到資助等多種問題,而另一方面,在社會上,一般人對境外事務興趣相對低,就不講國外的政治選舉這些,他們對國外文化的好奇心,同上海、廣州等城市比較都不高。」他的感受是,在中國很多城市,人們對外來的音樂、西方流行的樂隊等事物很有好奇心,而香港新一代普遍在這方面的興趣內向些,所以講純粹境外的事情,大家會覺得離地。「但我覺得這件事不是對立的,你本身可以兼顧對這個地方的關懷和對國際世界觀的認知,我希望做到的是這些。」
讓更多人知道國際視野的重要性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沈旭暉並沒直接經歷過,但他從父母那輩人處得到的印象是,過去的香港報紙頭條經常是國際新聞,譬如越戰,會將國際問題擺得比較重。九十年代一些比較本土化的報紙出現,潮流自此扭轉。沈旭暉認為,本土主義是必然會出現的事情,全世界都有,全球化會facilitate(促進)本土化的escalation(加劇)。「不只香港,美國、英國甚至上海、深圳都有這種情緒,問題是你怎樣在有這種情緒的同時不需要犧牲你的國際視野。」
他說:「我想不是只有本土主義興起的原因,香港有其他原因,令到我們失去這種關懷。」
香港是一個這麼國際化的都市,同新加坡的編制配套很類似,也都是華人社區,但是沈旭暉看到了新加坡能做到很多香港做不到的事情。「語言上他們講英文都可以溝通到,很多外國專家會覺得能很好地融入。我們有同時在香港和新加坡工作過的同事,會分享說他們在新加坡去到很local的地方都能溝通,在香港只能在自己的圈子中生活,去了旺角這種地方就很難如魚得水。」
語言只是一個例子,更重要的香港這個城市大家的mentality不存在我們本身要在日常生活中都能體驗和世界接軌的能力-這個概念一般人腦中沒有,這才是沈旭暉認為不妥之處。「國際視野不需要很刻意每一刻都講英文,但當有其他和你語言背景不同的人出現時,你會不會覺得都希望他們生活得如魚得水?」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的話,久而久之人們對香港的印象就是這個地方不是真的那麼國際化。
而對沈旭暉來說,在不同領域crossover的指導思想,就是嘗試讓多些人覺得擁有國際視野是重要的事。
文=香港文匯報 沈=沈旭暉
文:怎樣看待香港的軟實力?
沈:理論上香港是個brand,歷史上,講直白些,香港比其他中國城市了解西方,也比一般西方社會更能和東方文化溝通-就是對�茪ㄕP的人sell不同的優勢,有個買辦的角色,這一直以來是香港的價值,這種獨特性在flexible之餘,也不至於無法無天,比新加坡更有彈性。同時香港文化mix了東西方和早期少數族群文化,所以上世紀八十年代,人們了解中國的窗口是香港,那也是香港最輝煌的時代,這種軟實力以後是不是不能出現?不是,但出現這種文化大前途的價值是要真的溝通到東方和西方,如果新一代意識到全球視野的重要性,同時也懂得香港人必須了解中國的發展-兼顧這兩者才能繼承文化軟實力,但眼下趨勢不是特別positive。
文:你嘗試去做了怎樣的推動與改變?
沈:外來的東西始終不是香港的priority,我能做的改變只能是讓人們對這些事情多些興趣,在大眾層面找些大家「食得落」的東西,譬如電影、音樂、動漫等等,它們相對容易入口。我自己也會辦一些小團體,宣傳一些深度旅行,譬如讓旅行者多些interactive在地的經驗,在大學中搭起象牙塔和社會大眾之間的距離。所以在象牙塔中也想搞一些社會性的programme。
文:剛回港時你是一位學術明星,這些年下來,你則用觀點影響了很多人,那你個人對香港的看法有什麼不同?
沈:我不想整天在學院,我不是這個質地,這個自己騙不到自己的-你生活得是否愉快?是否覺得和這工作是天作之合?其實不是,我讀這科目是自己的興趣,但在學術系統內會磨滅你的興趣,因為你跟規則,就很容易令自己所有興趣磨滅,真有興趣不該長期呆在這環境下面。而我在這裡的原因是因為想建立一些東西,像我所說,香港沒有一個國際關係的獨立學科。我希望建立一些東西,建立完就是時候離開了,我自己很清楚。
文:這十年來,香港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沈:十年前香港開心很多。
文:原因是?
沈:我自己這一代人的成長背景是殖民地的醜陋黑暗面都消失了,並有不少德政,我見不到它最差的那一面,見到的都是它比較好的那一面,中國的國家機器也還沒在這裡啟動。當時的香港文化全世界都很尊敬,那個時期的香港是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特例,不可能再出現,但那就是我的時代。
我講這些也不是為了比較,只是覺得十年前我剛回來時的香港,真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聊天,多些自信看多些前景-前景很重要-新加坡至少一代人對他們自己國家是有自信和自豪感的。而我去北京,也見到他們全民創業的心境。而在英國美國,年輕人起碼有信心發展自己興趣,有無事業在其次。但香港目前是很無望無力的心態,這其中當然不只是政治問題,還有經濟實力、時代大潮流逆轉等等,混合了很多東西。
但眼下的香港,其中一個可以放之任何階層都有的共識,就是不開心,這些年definitely(確實地)我沒在香港遇過覺得開心的人。
文:你個人很喜歡閱讀?也喜歡逛樓上書店?
沈:我喜歡集書,我不買其他奢侈品、消費品,但就像集郵那樣,有時會買一本書的不同版本,當然現在年紀大瑣事多了,純粹消閒書,我喜歡看穿越小說,因為其實那些書不是純粹吹水,國際關係中有個理論是反事實歷史研究(counter-factual history),其中有一些方法論。這種理論推加一步,你就可以從穿越小說中得到一些好玩的內容。有時候我會上網看,其實同一條橋可以用很多種方式表達,可以寫論文,也可以變成小說。
文:怎樣看待學術與普通人生活之間的關係?
沈:打破學術界限是全球化趨勢,過去中世紀時知識被高度壟斷,現在資訊科技的發展就好像幾百年前的印刷術革命,幾十年前寫論文要很辛苦去圖書館找資料,現在則可能快十倍,過去可能五年才能搞定一篇論文,但現在五個月就可以。另一方面學術也會貶值,現在滿街都是碩士博士,全世界都是,中大碩士畢業生的畢業長龍每年永遠都是長過學士生,愈來愈多畢業生,愈來愈難找到教職,結構性問題解決不了。
其實不在學校反而能更好接觸真正知識。我經常覺得大學裡的學術會議是最離地的,那些學者所講的事可能99%都對外面世界不發生作用。教育產業化之後大師不會這樣醞釀出來的,所以我也會覺得,如果真的要寫一本能傳世的書一定要等退休後。思想型學者無法這樣在大學中被量產化,很多知識反而可能是從民間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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