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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潮水般的掌聲中走上香港會展中心最大的那個可容納1600人的會議廳的演講台，開口講的第一句話，卻是對擠不進這個廳的另一間電視轉播廳內的上千名聽眾表示感謝。她是今年香港書展的絕對主角，從兩岸三地慕名而來聽她演講的聽眾有三千多人。她不是女明星，卻以思想之美，折服了兩岸三地一代又一代人。她的出場，永遠讓人感到剛柔並濟的力量。人們喜歡她，因為她是龍應台。
她將卸任台灣「文化部」部長後的首場演講，放在香港書展。她以自身對歷史的體悟與謙卑，鼓勵年輕人去嘗試「傾聽不喜歡的聲音」，並告訴我們「記憶」可以怎樣賦予人以尊嚴。理解別人的「記憶」、對岸的「記憶」，又何其重要。
今次我們從龍應台的2015書展演講中，精選出幾個精彩片段，與讀者共同分享，體味這位有情懷有擔當的著名作家對華人世界的動人省思。■正文內容節選自龍應台演講 攝：彭子文
記憶，是功課
記憶，是情感的水庫。它可以把最惡劣的荒地灌溉成萬畝良田，也可以沖破道德的水壩毀山滅地，把良田變成萬人塚。在佛教裡，「功課」指的是必須靜思課誦的一種努力，我認為記憶是一門非常、非常困難的功課，需要深刻的思索，智慧的抉擇，需要我們竭盡努力地去面對，去處理。
2015年是越戰結束四十周年。1975年4月30日，北越的坦克車堂堂開進了西貢的總統府。一場戰爭造成幾百萬人死亡，幾百萬人流亡，四十年後，勝利者以盛大的閱兵和武器展示來慶祝這個日子，像一枚又重又大的的官印威風凜凜地打印在記憶的出生證明紙上。對勝利者固然是一種自我肯定自我表揚，可是對那三百萬被迫永別鄉土，記憶中永遠是殺戮和強暴的人而言，這個割得很深的傷口，沒有療癒的機會。而那已經慘死的、終生流亡的，和那勝利閱兵的人，其實彼此是「同胞」。
對記憶這門功課也有人選擇了不同的解題方法。今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對歐美戰勝國這個日子容易，到戰士紀念碑前獻花致敬，帶小學生到古戰場巡禮......但是戰敗國呢？或者說，始作俑的侵略國怎麼面對呢？對於德國，1945年5月8日究竟是「戰敗日」還是「解放日」？蘇聯的坦克車轟轟駛進柏林的那一刻，究竟柏林是淪陷了，還是解放了？
說是「戰敗淪陷」，你是否就把自己和希特勒等同陣線了，但是你也許根本就不認同納粹或說很多人自己就是納粹的受害者。說是「勝利解放」，又怎麼解釋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妻子女兒姊妹被勝利者拖出去強暴、平民被嘻笑的士兵射殺，百萬同胞的死亡、流離，整個城市的轟炸毀滅，以及其後的飢寒交迫和羞辱？
德國人在戰後有很長一段時間的「失語」，太難堪的記憶不忍、不敢拿到陽光下去看。但是「功課」逐步地做──1970年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的犧牲者紀念碑前下跪，1985年終戰四十周年時，魏茨澤克以德國總統的身份公開說，1945是德國的「解放」。
在2005年的普查中，35％的德國人認為1945是德國的「戰敗」，十年後的今天，只有9％有這樣的觀點，絕大多數人認為是「解放」。在做了七十年的功課之後，對於這痛苦記憶的處理方式是，德國總理默克爾飛到莫斯科去蘇聯戰士的墓前獻花。
我們真的認識自己的「同胞」嗎？
我不知道「愛國」是什麼意思，因為「國」是抽象的，不抽象、可以愛的，只有一個一個具體的個人，而這些個人，就生活在我們身邊，我們一起上學、一起求職、一起投票、一起長大，看電影時在同一個點笑出聲，在同一片泥土上生、老、病而後多半死於斯土。我們為醫療保險制度和所得稅率辯論，我們為學校的教學制度和媒體的尺度問題爭吵，我們為行政和立法權的分際、為司法的公正與否斤斤計較，我們為哪個政黨該執政機關算盡、搏鬥到底，但是我們知道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在同一條船上」意味着波濤洶湧上只會有同一個命運-當希臘這條船觸礁時，哪一個希臘人可以倖免？在同一條船上命運同體，這叫「同胞」。
可是，我們其實對自己的同胞很不認識，因為我們有太多的自以為是，太多的理所當然，我們很少真正地傾聽。那些存在的敘述界定了我們的想像區，使得我們習慣地而且往往極為固執地認為我們知道，其實我們不知道。很多人的記憶，因為不堪回首，因為難以啟齒，因為一言難盡，鎖進了封死的抽屜，所謂國史，通常就是有權力的人、敢大聲的人的敘述。
如果我們讓每一個同胞都打開記憶呢？如果我們讓每一個個人都站出來說故事呢？國史，會不會很不一樣？我們很多原來得理不饒人的正義凜然，會不會多了一點謙卑，柔軟一些？
2013年「文化部」推出「台灣故事島」，上山下海地毯式地蒐錄庶民口述記憶，是一個「記憶解放運動」，鼓勵所有的子女牽着父母、祖父母的手，去錄下一段自己的生命記憶。很多中年子女，坐在錄影機旁聆聽時目瞪口呆-相處一生，第一次聽見從來不曾聽過的事情。
如果談戰爭，浙江來的任世璜會告訴你他初二時怎麼被老師騙上大船玩，上了船，船竟然開往台灣，他的一輩子就變成了兵。原住民胡秀蘭最記得的是小學同學被盟軍飛機炸死，死時高喊「萬歲」。宋建和會用客家話細細描述身為日軍的野戰倉庫管理員，他所目睹的「投降的那一天」台灣人的心情 。黃廣海用濃厚的廣東國語為你不慍不火地說，他如何在坐了二十多年的政治監獄之後立志環遊世界。
開啟大傾聽的時代
二十世紀是一個倉皇的世紀，戰爭、貧窮、流離失所是那個世紀的最深刻的胎記。我們在戰爭中消滅同胞凌虐同胞，在貧窮中推擠同胞踐踏同胞，在流離失所中踩掉了別人的鞋子也來不及舔自己的傷口-我們自己還痛着，哪裡有心情去多看身邊的人一眼。
但是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離開戰爭的結束也七十年了，新一代人在前人血汗交織所種下的樹蔭中長大，現在是溫柔傾聽的時刻了。我們所欠的生命，賠不了。我們所欠的青春，回不來。可是，一個人的記憶就是他的尊嚴，我們欠他一個真誠的傾聽吧？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台灣、中國大陸，應該開啟一個大傾聽的時代，傾聽自己身邊的人，傾聽大海對岸的人，傾聽我們不喜歡不贊成的人，傾聽前面一個時代殘酷湮滅的記憶。傾聽，是建立新的文明價值的第一個起點。
是的，記憶是一門非常、非常困難的功課，需要深刻的思索、智慧的抉擇，需要我們竭盡努力地去面對，去處理。
名家對談
問：您認為台灣與大陸的傾聽之門是否會更加開放？
龍：這是關乎政黨、政府政治的走向，但是我今天演講最主要的是談我們作為人民的時候，不管政治的力量怎樣，我們人民本身可以做的事情。
問：您反覆強調年輕一代去傾聽，是否因為擔心年輕一代會比老一輩更不重視「記憶」這件事？
龍：我有一種擔心，這種擔心尤其是凸顯在媒體，媒體本身不管還有多少人坐下來看電視新聞，但有種情況是當整個社會娛樂化的時候，比較深刻的開闊的新聞報道就不見了。不管是市場化還是娛樂化，都使得人民平時接觸到的新聞其實是扭曲的或者是片面的，或者是極度膚淺的--有時是市場的力量，有時是政治的力量，當這樣的情況持續，而我們的孩子一代一代長大，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沒有足夠的自覺時，我會認為，一個社會走上危險的方向不是不可能的。我是有這個憂慮的。
問：您以前寫《香港筆記》，覺得香港是經濟導向的城市，不太尊重本土的文化，這幾年有無留意香港最新的改變？
龍：我當然有注意到，但我不會評論今天。大家都知道我過去三年應該說粉身碎骨都在為台灣的「文化部」工作忙碌，可能無法比較深入去了解香港和大陸發生的事情。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很多細節你不清楚時，做任何評論都是非常不負責任的。所以我不能夠，要等到有機會再深入香港生活時才能回答。我需要一點做功課的時間。
問：《野火集》三十年紀念版中您寄語香港不只要勇敢更要有智慧，還要有耐心。怎麼看待港台現在的年輕人與社會間的矛盾？
龍：片面的回答是不好的。我只能回到自己所寫的，尤其是給香港的那篇序言，那個意思是說，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後，是不一樣的。
我自己三十三四歲的時候，看到台灣的狀況而為那個時代那個狀態的台灣所寫下文章，在那個時候，台灣還是威權體制下的社會，民間的聲音是很不容易出來的。所以那時候我們那代人，你要努力抵抗或處理的對象，跟三十年後的現在的對象本質上非常不一樣。
我那篇序的意思是，我們今天的年輕人，不但是一個威權體制它可能老化了，連反對者都可能是過時了。因為你需要認識到整個情境跟結構的不同，要有新的結構跟新的方法。
所以那篇序是在鼓勵香港的九十後--如果以前比較需要勇敢，那麼今天不是一個沒人敢說話的時代。今天所需要的可能不是單純的勇敢，而是智謀跟知識本身。所以三十年前的年輕人跟今天年輕人面對的挑戰是不一樣的。
問：因為一些歷史原因，台灣、大陸跟香港年輕人對中華歷史的認知都不夠完整，三個地方都有一定的偏差缺失。港台現實中年輕人會有一些躁動，您覺得年輕人可以作出什麼努力？
龍：可以做的太多了，我今天演講的核心是從傾聽開始。
問：對香港書展的看法是？
龍：雖然大家對香港書展也有一些批評，但香港是個七百萬人的城市，香港書展真的是香港可以好好思考說，整個區域性中，香港可以如何利用自己的位置優勢，可以如何成為整個區域的書展中心。這個優勢是台灣沒有的，深圳和廣州也沒有。香港該思考怎麼把書展真正變成文化上的power house？大有可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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