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活躍於上世紀60年代台灣文壇的著名作家季季，是一部「活的台灣文藝史」。她15歲開始寫作生涯，19歲到台北成為專業作家，日後則投身報紙副刊工作，用將近30年的生命挖掘了不勝枚舉的優秀作家。毫不誇張地說，華文世界作家中稍有名氣的，都一定認識季季，甚至曾受到她的指點與幫助。
她是好的作家、編輯，同時也是台灣「白色恐怖」大時代下，婚姻與命運被罩上悲情的女性。因為前夫楊蔚及她大半生都被裹挾進「民主台灣聯盟」案及其相關的千絲萬縷苦痛中。今年書展期間，適逢她所著的增訂版《行走的樹：追懷我與「民主台灣聯盟」案的時代》問世，在她的回憶中，我們得以回到那起台灣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白色恐怖案的語境中，理解這位堅忍女性透過書寫所展現出的強大內心世界。■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攝：劉國權
近幾年來，季季寫文不多。而我讀到她的一篇「新文」則是去年九月她寫的〈陳列割草〉--主角是去年獲第一屆聯合報文學大獎（獎金101萬新台幣）的陳列。陳列上世紀70年代因白色恐怖入獄，90年代投身政壇，如今復又回歸文學。而當年，34歲的陳列在時報文學獎獲散文首獎的描寫受刑生活的散文〈無怨〉，讓季季一路牽掛。她覺得〈無怨〉未了，所以一直期待着陳列補寫他的獄中歲月。
她希望陳列去寫，是因為那樣的現場，只有越來越少的人會記得嗎？
季季搖頭，她說不是越來越少的人記得，而是根本很少人知道--「記得和知道是不一樣的。記得是發生過的事我知道，經過很長時間我還記得，可根本很多人不知道陳列或其他的受刑人他們在裡面過着怎樣的生活。」
有些受刑人會寫，但因為大多數文筆不好，所以寫出來常常是一些瑣碎的生活流水賬。季季認為，那不是文學，文學必須經過過濾，過濾後才有層次。「過濾和層次需要文字功力和觀察，這些如能組合起來，文學才有意義。」
季季覺得陳列是台灣最好的散文家。「他甘於寂寞，他這次出版新書《躊躇之歌》前，將近28年沒創作，所以我虧了他一句說『難怪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忘了他。』」--原來只是為了善意又點到為止地講出這句話，季季才會撰文，從當年〈無怨〉的得獎一一細數，去詳細說明陳列作品的重要性。
獻給所有那個時代的同行者
人的一生是被時間推着往前走，整個過程中我們自己或身邊的人會經歷什麼事，常常不是我們能預料--這是季季看待人生的態度。關於她的前夫和「民主台灣聯盟」案，她曾在《行走的樹》序言中這樣寫道：「開始發表時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我們都不知道你這些事情？為什麼你從來沒有說過？」
其實這個為什麼，道理很簡單，台灣1987年解嚴，解嚴前大家不敢提白色恐怖，大多數人可能根本就很怕這件事，也不想知道。所以季季也不敢說。
她會開始寫，最初是因為2004年受邀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寫「三少四壯」專欄。她說：「我十幾歲開始寫作，卻從沒想過自己會寫專欄。」
「人間」副刊指定了大方向要她寫她的文壇回憶錄。季季19歲來台北做職業作家，14年後進入新聞界工作，都是跟作家打交道。所以，全世界的華人作家，她幾乎都認識（對「人間」副刊有了解的讀者大概知道，像龍應台這樣的名家當年也是在「人間」成名。）
「人間」要季季寫，雖然當時的她，再過一年就退休了，但這個寫作邀請，也是不能推辭的責任。「三少四壯」還沒寫完，印刻社長初安民就來找她，說一周一次看得不過癮，你到印刻來寫，隨便你寫多少字，每一篇七八千字到一萬字都可。
季季開始動筆書寫自己所經歷的時代時，其實沒想過去寫前夫的故事。她說：「專欄開始的時間是9月，我就立刻想到自己參與評審的《聯合報》第一屆小說獎，因為聯合報社慶是在9月。第二個是我想到張愛玲，她9月出生9月去世。第三個我想到了我的前夫是9月16日去世，那我的第一個筆友林懷民--我是在虎尾女中時收到他作為讀者寫給我的信，他後來介紹我認識了《聯合報》副刊主編馬各，而林懷民的媽媽又和我前夫同一年同一天去世......」
九月對她來說的意義如此複雜而重要，但她第一篇文章，卻只寫了《聯合報》文學獎--舉辦第一屆文學獎時，馬各請她把一千多件初審淘汰稿重新再看一次，後來她從中找出三篇送進了複審。
發生過的事情當然就是歷史，季季寫很多事時，都不會刻意寫出當事人的名字，她落筆的重心只在事情本身。但又確是那些發生過的事情，讓她深刻體悟到張愛玲所翻譯的一句Philip Young《歐涅斯．海明威》中的句子：「法規主角永遠給我們這教訓，一言以蔽之，這是人生﹕你當然是輸了﹔要緊的是你被毀滅的時候怎樣保持你的風度。」
這句引言，正是《行走的樹》的起點，到了後記中，季季又再引用一次，獻給故去的前夫楊蔚，以及所有那個時代的同行者。
「海明威他第一次第二次大戰都在歐洲戰場，一輩子受過很多次傷，Philip 用那句話涵蓋他的一生。我則把它放在第一章第一句，我的意思是說，人一定會經歷失敗的，可重要的是經歷失敗時你展現了怎樣的風度？」
那些年，
那些重要的客廳
《行走的樹》所收錄的第二篇，是季季開始寫自己去台北做職業作家後，認識的文藝圈中人。
1964年，剛到台北的19歲少女，去板橋中山「國小」參加版畫家李錫奇代表台灣到日本參加國際版畫展的送別酒會，卻在那裡聽到一個讓她震撼的故事。「李錫奇是金門人，住在古寧頭，古寧頭大戰時他家住的村子是最接近廈門的地方，眼睛都看得到廈門大學的紅色屋頂。」季季回憶道：「他家本來在古寧頭做貿易，戰爭結束後再回去，發現整個村子堆滿了屍體都來不及掩埋。那年他12歲。後來他家人離開老家。可幾年後一個到處躲藏的逃兵逃到他外婆家，射殺了他的外婆姐姐，那逃兵隨後在屋中自殺，自殺前還放火燒掉房子。」
一個少年從12歲到15歲，就經歷了那麼多人生無法想像的死亡--這故事讓季季震動，於是她也將其寫在了自己的時代回憶中。
寫完第二篇寫第三篇時，季季想到影響她最深的一家人是朱西甯、劉慕沙。「他們兩個人非常好。我來台北之後最常去的就是他們家裡，所以第三篇我就寫了朱家餐廳俱樂部。包括後來我生命中發生很多苦難的事情，他們也幫了我。」
這樣的線索貫穿下去，她想到對自己同樣重要的另外一個客廳：阿肥（丘延亮）家的客廳。也是那時，季季認識了她的前夫，並常一起在阿肥家聽反戰歌曲、罵美國。就這樣，她從生命中一個重要的客廳寫到下一個......一步一步自然地書寫，時間在往前推，她的前夫也自然被推出來。用她的話說，書寫本非刻意，只是「他一步一步進入我生命。」
最好的方法，
是把傷痕修補得更完整
如果書寫誠如許多作家所講的那樣，是一場自我療癒的過程，我們當然忍不住想要問：寫出來，對她來說是否意味着痛苦也已然放下？季季的回答平穩而坦然。她說自己在一步一步慢慢去寫出來時，只是在照着回憶去寫。
她在香港書展演講時，現場有位讀者問她「寫這些的時候有沒有恨？有沒有恨國民黨恨那個時代？」她答道：「我記得我的書中沒有寫到恨這個字。」她只是把她所經歷的寫出來--儘管涉及到自己感情的部分時，也曾有寫至一半在電腦前伏案痛哭的情景。但她說：「我盡量克制自己的感情，盡量如實客觀呈現。」
季季在筆下對那些發生過的事沒有批判。她認為「到底怎樣批判怎樣責備，批判哪一個人還是批判國家暴力......每一個讀者他看的時候的解讀或許不一樣。所以不必要我來做這個批判者。」
當年印刻的專欄寫完，唯一遺憾是雖然每一篇都寫了快一萬字，卻還是太多東西沒寫進去。於是《行走的樹》出版之後，社長初安民勸她再寫增訂版。在今年問世的增訂版中，季季想強調的是這樣一件事--當初首版的副題是「向傷痕告別」--「但是我發現我錯了。」她說：「那只是精神宣示的口號，我發現真正的傷痕是無法告別的，對待傷痕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修補得更為完整。」
她的增訂版也是把傷痕修補得更完整的過程。前後差不多增加了六萬多字，把前夫去世前兩個月所寫的最後一篇小說也放了進去。季季是偶然發現楊蔚去世前夕的這篇黑色幽默小品，小說很短，楊蔚在小說前言中寫到「我年老體衰，思緒混亂，筆下難免顛三倒四。故事都是真實的。我們自己人背叛自己人，自己人殺死自己人；這包括我在內。 我來日無多，現在對那些含恨死了的或在茍延活着的，只能道一聲無痛無癢的抱歉而已。」
看這幾句話，當然是他寫給「民主台灣聯盟」案的。而她心下難免會想，「他道的那聲抱歉，或者是不是也包括我在內？」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楊蔚的那篇小說，是他76歲腦瘤破裂發病前的最後遺作。他在自己筆下，回到了1950年被捕時的當年場景。而季季則又把他上世紀80年代所寫的兩篇小說，收入了增訂版《行走的樹》，與自己的回憶作為對照。
一切前前後後彼此相關的事，季季從不避諱談及。她用一顆坦然的心和一支客觀的筆，為時代作出一點個人註腳，或許傷痕依然無法告別，但至少她已曾全力以赴去貼近那些傷痕的本質。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