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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說漢榮書局是一代港人的記憶，大抵不誇張。而漢榮的主人石漢基，則是「文化書使」石景宜的長子。他11歲那年來到香港，自此和賣書這件事打了半生交道。
石景宜逝世後，石漢基承繼父親「溝通兩岸文化交流，致力建立書香社會」的志向，將漢榮書局經營成全港最具規模的書局之一，大家都知，幾乎沒有在漢榮買不到的教科書。他更無償贈送港台或國外出版的各類書籍給內地。據不完全統計，石氏父子先後向全國200多個城市捐贈了港台版圖書700餘萬冊。
今時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石漢基，不止對經營書局有責任，也對家國社會有着深厚情懷。透過漢榮書局的故事，我們從而更理解一段在歲月中滌蕩出的中國眷戀。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彭子文
在廣州出生的石漢基，1962年來到香港，當時只有11歲的他，和爸爸沿街擺地攤賣舊書，由此拉開了後來幾十年經營圖書生意的序幕。他認為自家是幸運的，能把握機會從零售做到如今的規模，重中之重的宗旨就是誠信。他相信，信譽比賺錢重要，所以漢榮書局這幾十年來才能獲得各路出版社的信任，一路發展順利。
從擺地攤，到成立漢榮，石氏父子一直專注於教科書與參考書。1970年，書局搬入通菜街一間300多呎的舖頭，開始售賣全新的教科書。時值經濟開始轉好，書局也開始賣像ELBS這種特別的書。ELBS其實是當時英國政府補貼出版社一些賣得最好的教材，用以專門賣給發展中國家，香港因為殖民地的身份，也位列於出售地區中。這些書的價錢，往往是原價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各種類型都有，理科為主，包羅萬象，旨在向發展中國家推銷教育。
於是當時漢榮有渠道賣這些書，就比別的書局價錢便宜很多。按石漢基的話說：「用了英國人編的教科書，自然會受到教育和薰陶。」與此同時，漢榮也訂一些亞洲版教材--如果原版教科書賣得好，有些書就會有亞洲版，可能也只是原價的三分之一。他與父親就也會選擇一些合適的種類，加大訂購數量，用便宜的價錢賣給本地學生。
父子倆也曾去印度訂書，因為有些美英出版社授權給印度印刷，價錢只是原價的五分之一乃至六分之一。「我們當時訂購不少這樣的書回來，很受學生歡迎。因為其他地方賣不到這麼便宜。我們就是這樣慢慢地做大，期間也試過用成本價便宜賣給學生，甚至送書給學生。」
上世紀八十年代，書局一度搬去彌敦道444號，做了五六年，後來又在舊舖旁邊買了一間稍大的舖頭。直到五年前，才搬到如今的油麻地新址，地方也比之前大上兩倍，不只賣教科書，地下那層還會賣一些歷史文化書籍。
父親是很傳統的中國人
「漢榮」二字是石漢基的父親取名。父親是很傳統的中國人，喜歡一個人拿主意，大家長式的作風，認為一間公司如果太多人話事，最終就什麽也做不成了，所以堅持一個人做大的決定。石漢基說父親是創業拚搏的類型，而自己則是守業的人。所以生意上大多決定都由父親做。「譬如當時我們買入舊舖時，那個單位價值400多萬，但父親夠膽用600多萬買入，他做了決定就不會再聽旁人意見而動搖。」父親石景宜其實對錢並不很看重，且相信千金錢散盡還復來，該用的錢就一定會用，不過個人吃穿用度又很節省。
石家算是書店世家，來香港前在廣州就在文德路上開舊書店，賣各種文獻典籍，很多名人曾光顧過。所以石景宜不希望家中兒女做圖書以外的生意，因而，這一家人到現在仍在賣書。
石漢基回憶中的父親，對國家和家鄉的感情都很深。「他曾將自己收藏的價值幾個億的藝術品，捐給佛山市。後來佛山市政府就起了一個藝術館，用我父母的名字命名，收藏他那些捐出來的作品，足足超過一萬張。」改革開放之後，石家又開始捐書給內地，起初以廣東省為主，後來國家開發大西北，就跟着國家的政策，把書捐給偏遠地區，如今總計捐去內地的書超過700萬冊。
三代人都是漢榮顧客
今天的漢榮書局，與幾十年前相比，其實並沒太大分別，只是身為掌舵人，石漢基也感歎生意比以前難做了。他說現在有了手機之後，個個都沒空看書了。即使專賣教科書，也要面對幾個問題：一是學生人數少了，而且學校訂書的選擇多了很多--過去可能一個科目只有一兩家書局可以選擇，工作量就相對少。但現在一個出版社出的中國語文可能就有五六套版本，書局經營的成本變大，生意卻做得少了。
舖面始終有限，做教科書一年也只有三個月旺季，舖頭太小，有可能導致進貨不夠，必須有更大空間才能保證書本齊全，貨倉空間也要同時加大。以前倉庫可以只存兩套書，現在要存十套。另一方面，當有電子課本出現時，也會讓教科書變成可以不再透過書局購買，市場進一步縮小，但工作量卻減不下來。漢榮當然也在增加一些歷史文化的書來賣，可始終看書的人越來越少，如今大趨勢反而是家長幫小朋友買書要多過學生自己買書。
香港書局不多，都是做書局生意的人，石漢基謙言道，大家各有不同做法。如果一定要說，為何漢榮這些年能生存下來、效益可能還比別人好些，他個人認為有賴自家書局有個好的電腦系統：控制存貨非常精準。進貨資料這些事，靠人的記憶怎麼也不行，只要電腦系統好，存貨就會實時更新。他坦言，書局賺錢的根本也在這裡--書能賣出去才變成錢，賣不出去就是垃圾。所以訂書要花心思去做。「好多人一找不到書就會來找我們，老師、家長、學校那裡，都有口碑。如今甚至有家長帶着自己的孫女來買書，都是當年留下的情誼，確實有一些對我們有情感的顧客，三代人都來買書。」
漢榮對香港的意義，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石漢基自己認為賣書是在服務社會。他說：「我們是否存在，社會都會繼續變化，如果我們做得好些，家長就不需要那麼辛苦去找書。」
而如今身兼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石漢基個人除了繼承下父親的勤勉拚搏，也承襲了父親骨子裡那部分傳統的中國情懷。他覺得自己也是個國家觀念相對比較強的人。
「很簡單來說，一個華人，你就算移了民入了外國籍，別人也永遠會當你是個黃皮膚的中國人。歧視全世界都有的，說完全沒有那也不現實，美國也有歧視。」但他切身的體會就是，當國家強大時，好處也許香港人感受不太明顯，但很多海外華僑會感受到。「講話都會大聲些，不怕被人欺負。」石漢基更清醒指出：「我也知道，所有西方國家口頭上說幫你爭取這個爭取那個，到頭來都是為了他們自己國家的利益。特別是美國，假如它要幫香港爭取某些利益的時候，另一方面它也要得到最符合自己國家利益的交換條件。這樣是又拿好處又做好人。」
文=香港文匯報 石=石漢基
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份本無衝突
文：作為一個香港人，怎樣看待身份認同？
石：其實在中國之內，你說自己是香港人、上海人、北京人完全沒問題。但如果去國外的話，譬如二十幾年前，我去印度，我說自己是中國人，但當時被他們入境處的人擦掉，他們說我沒有國籍（當時還未回歸）。也就是說，他不當你是任何一個國家的人，你沒國籍。
有國才有家，有家才有個體。其實任何一個國家或地方的發展過程中一定會出問題，就算是公司都會出問題。如今很多人整天逗留在歷史裡頭，永遠走不出歷史的框框。但我個人做生意也好，做事也好，態度就是：過去的，總結經驗，好也總結，不好也總結，但我更看重是將來。
就拿中國來說，當年連肚子都吃不飽，香港這裡很多人還要寄米、油給內地親戚，但現在呢？至少已經解決了十三億人大部分人的吃飯問題，已經是個很大的進步。
不能只講權利不講責任
文：所以你覺得內地香港之間該加強理解嗎？
石：其實現在的中國經濟、民生，都比三十年前要進步很多。像我們這種做了幾十年生意的人就會知道--其實你看電視劇也知道，現在熱播的《武則天傳奇》不就是嗎？武則天做皇帝，很多事都還無可奈何，也不是事事心想事成。皇帝尚且如此--任何一個人做事都一定會做錯，唯一不錯就是不去做事。
大家應該用些理解的方式去做事。我覺得香港人有時候只講自己的權利，不講自己的責任。好像責任都是你的，權利都是我的。這就不太妥當。
文：做政協委員的心得是怎樣的？
石：我最開始在廣州市政協做了兩屆，然後去廣東省做常委，現在在全國政協。現在提案的機會給了我們很多，但問題是我們香港人在內地畢竟不做生意，所以不夠膽去講內地的事。我們的難處是了解不夠，亂講又不公道。整體的氣氛是越來越開放的，而作為政協委員的責任就是提出意見。
「我現在覺得香港人有時太自我」
文：在廣州市政協和全國政協擔任委員的感受有何不同？
石：在廣州市和廣東省政協，我都拿到過優秀提案獎。其實現在也有些事想做，但了解得還不夠，我目前想寫一份提案-現在國家反腐倡廉，但在幼稚園的一些學生已經知道要行賄，怎麼行賄呢？家長希望老師照顧孩子，就送禮，送着送着變成一種必然，個個孩子都要送，這是全國的問題我相信。
但實際上要怎麼解決，提案前還是需要仔細思考。其實中學大學也是，老師做補習社，很多時候出試題就從補習社的題目中出，學生不去參加補習班就不行，所以其中有很多不正之風，令小孩子一不會感覺給別人東西是行賄，其次不覺得行賄有問題，以為好像在這個社會做什麽都要行賄。
文：你作為政協委員會格外關注教育的部分嗎？
石：教育確實很重要。我覺得從香港人身上就能看出教育的重要性。我賣書的時候，遇到很多學生影印。對香港人來說，街上有人掉了一百塊，撿起來放進自己口袋的人不會超過百分之十，大部分人都不會撿的。可我問大學生有沒有試過不影印？幾乎沒有，但影印人家的書就等於是拿別人的東西，學生卻不覺得這是那麼嚴重的事-這就是教育的分別。不同的教育得到的結果也不同。街上有人掉錢，人人都會叫住別人，那個教育的方面做得好，但有的方面，教育就做得不好，香港也會出現這種情況。
文：對漢榮未來有怎樣的期望呢？
石：希望書局之後可以做好些。香港書店本身不是太多，以後也會越做越少，大家都交不起租金，請員工也越來越難，所以開新的書店變得越來越困難。我們去做其實不是真的計較賺多少錢，還是希望能為香港服務更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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