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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傳奇女性本來已足夠多，但如果你知道陳若曦的故事，會感嘆這又是一則令人敬服的傳奇。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陳若曦曾親歷台灣「二二八事件」與內地文化大革命兩場浩劫，她也曾為了台灣的「美麗島事件」的被告，從海外回來當面向蔣經國求情。本來無心參與政治的她，對中國的民族與情感認同，卻在歲月中被淬煉得格外堅定。她相信文化勝於一切，也不斷強調，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文化的血脈，牽引着她從美國到內地、再回歸台灣。而她的著作《尹縣長》，也成為對中國文革時期的一份真實人性寫照。■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黃偉邦
文=香港文匯報 陳=陳若曦
文：您個人在青春歲月中曾同時經歷過兩岸的兩場重大動盪，有過這樣的經歷，對定位自己的家國情感有怎樣的改變？
陳：我覺得一切人和事都在改變，總的來說是往好改變，現在的中國政府做法就跟我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很不一樣，所以我是蠻樂觀的。
文：您在文化認同上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但目前的兩岸現實語境中又有很多無法達至互相理解的地方，您怎樣看待？
陳：台灣很多人現在越來越說他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我覺得這個是自欺欺人的，你怎麼樣你都是中國人，你到一個陌生地方，外國人他搞不明白你是哪國人，過去會問Are you Japanese？現在是問Are you Chinese？人家不會問「你是台灣人嗎？」人家不搞這一套的，所以你自以為我是台灣人，其實是一種自己情緒的反應。你就是中國人，你長的樣子，你的文化、背景，都是中國人。
文：這種對中國的情感認同，與自己年輕時在內地的生活經歷有關嗎？
陳：我覺得我很小的時候，我們家民族情感這方面就蠻強的。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嘛，可是台灣剛剛光復日本人走了的時候，有天晚上我爸爸就出去了，第二天清早回來很累的樣子，他說：「昨天我們把警狗打了一頓！」那種情緒你就可以理解。
後來電台開始教國語，我爸爸就趕快去撿了一個破的收音機，自己把它弄一弄，要我們學「中國話」。所以我們很早就學國語。我覺得我們家也不是特別的，其實整個台灣的人是這樣，後來出現「台獨」論調是各種情勢發展或者受到煽動產生的改變。
其實台灣人很多像我爸媽那樣，就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你日本再管我五十年，我依然是中國人。
文：香港近年本土意識演化激烈，你怎麼看待港台兩地與中國在一些政治意識上的衝突？
陳：我想香港的「港獨」、台灣的「台獨」有個共同特點，就是受過幾十年殖民教育或影響，所以常常下意識覺得自己比一般中國人高一等。像我們台灣動不動就說「大陸人好吵呀」，前不久有一個新聞，大陸遊客來台灣，因為大陸人只有一個小孩很寶貝嘛，小孩尿急，來不及就在餐桌上給他小便，這在台灣變成好大的新聞。
但我相信這個都會過去。因為1980年代台灣人剛剛開始可以回中國旅行時，我記得在一個餐廳裡面，我坐在角落，一個台灣旅行團過來，也是大聲嚷嚷，因為他們覺得當時台灣經濟蠻有錢的，跑到中國去底氣就很足、聲音很吵，我當時在角落裡，唯恐人家認出我也是台灣來的。
但現在台灣旅行團絕對不會，我有信心會改變的，慢慢地，社會、文化背景、教育進步都會影響你，我對內地人有信心。
「回台灣最短的路是通過北京。」
文：可以談一談1966年時怎麼會選擇去中國內地生活嗎？
陳：我本來住在美國，不知道有「文革」發生，當時正準備要回到台灣，我在美國念美國文學，本來想去台大開美國文學課，結果碰到我先生，他家裡是福建軍人，他小時候在福州看到國民政府抓兵，對國民政府很反感。那我們台灣人經歷過「二二八事件」，對蔣介石專制我們也很反感，他說要去大陸，我就覺得真的可以考慮--畢竟共產黨把國民黨趕到台灣，那共產黨一定比較高明，我就說好好好那我們一起去。
我們都是要報效中國的人，我那時候說「回台灣最短的路是通過北京。」還自以為很豪邁。一開始回到內地是呆在上海，之後住在北京，住了兩年多旅館，在那裡懷孕生孩子。
文：那幾年的生活艱難嗎？
陳：生活不艱難。本來國家給我們甲等飯票，我趕快去問那個飯店最低等的飯票是什麽？原來是丙等，我們馬上就換丙等。後來住下來只有我們家吃丙等--不過其實也沒差多少。別的海外歸來的家庭就是每頓有肉菜，我們是肉菜少一些。
文：您去中國內地之前對中國的印象和去之後的印象差別很大嗎？
陳：當然，過去我們很天真，在美國念書的時候，已經看了一些雜誌，發現內地跟台灣長年所宣傳的「大陸人民很可憐」並不一樣，內地並沒吃草根樹皮。等到真的去了，正好是「文革」，所以也不能用那個作為標準。但確實能看出「文革」是極端突出政治。
所以現在我覺得大陸變得好多了。不要說現在，若干年前，我去雲南旅遊，導遊和我混熟了覺得陳老師很好講話，就開始跟我數落政府官員的不是，以前哪裡敢啊？導遊甚至還批評毛澤東，不可思議對我來說，跟「文革」那時完全不一樣的氛圍。
文：您的小說《尹縣長》名滿天下，而您當時身在海外寫中國，文化上的認同感是怎樣的？
陳：文化的認同就是一個人對自己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沒有什麽特別。在海外多年，我從來都是一個中國人，我不會想要住美國，我為了回台灣住，跟我先生友好離婚，三棟房子都給他，現在我自己租房子住，你就知道我這個人的決心。
寫「文革」鬥爭其實我也不是很深入，我只是當了七年的觀察者。
文：你現在看到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有意願再寫一寫當下中國的嗎？
陳：沒有，因為我不住在那裡，我都是寫我住過的地方、我比較熟悉的地方的，所以我很早就回台灣，想寫台灣。
台灣有兩個部分讓我印象很深，一個是經濟很好，一個是宗教很發達，我就決定寫宗教，所以寫了以佛教為主的小說。我只能寫我熟悉的認識的事，所以我現在絕對不敢去寫中國。
既是時代所趨 也是個人選擇
編按：當年，陳若曦為「美麗島事件」去見蔣經國，相當有趣。蔣經國正襟危坐，雖然客客氣氣，但是每半個小時必有人進來通報事情，蔣經國每次的回答都是「給陳女士倒茶」。來回一兩次之後，她當然明白那其實是讓「總統」下逐客令的機會，恰好蔣經國願意跟她這個在海外呆了許多年、看法獨到的人聊天，所以逐客令半個小時又半個小時，依然沒捨得下。
文：您本身並不是一開始就對政治有興趣的人，但是因緣巧合被拖進這麼多政治事件中，您怎麼看待個人選擇跟時代之間的關係？
陳：被拖進去大概是因為我的性格，我說話坦率，我關心社會，所以人家發生什麽事常會想到你。民主運動本來和我毫無關係，我離開台灣十七八年了，結果聶華苓打電話來，說我很有機會見到蔣經國，請我去幫忙求情。我當時說「跟那個特務求情？no way no way」。聶華苓說《自由中國》社長被殺的時候，我們也希望海外的胡適能回來為他求情，但胡適沒有，我們到今天都不原諒他。我一聽嚇死了。我是胡適的粉絲，胡適他們都不原諒，那我一定要被吐沫淹死。所以我覺得無論如何都要試一下。
文：所以這是個人的選擇？但也是被時代推到那裡？
陳：被時代推到那裡，自己也要願意做。
文：這些年您開始寫與佛教和女性主義相關的小說，為何會有這種轉變？
陳：我從年輕開始就支持婦女運動，然後發現台灣宗教發達，特別跟女性有關係。台大有個教授是比丘尼，你能想像嗎？在五十年前四十年前？
從前我們知道出家像我媽媽那個年代叫遁入空門，可憐得很，是沒地方可去了，現在不一樣啊，現在是譬如大學二年級三年級我如果決定要出家，那不是無處可走，而是覺得不結婚可以專心做一些事情，是一種生命意義的追求，這是很大很大的台灣佛教的進步。
在1930年代，星雲和尚說不要寄託來生，要人生佛教，台灣把它昇華叫人間佛教，所以現在佛教承擔了很多救濟社會、鼓勵教育的功能，佛光山就一直支持兩岸文學論壇，我很佩服，星雲大師覺得文化很重要--而促動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正視文學。
年輕人對現實一定不滿
文：如何看待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的現實主義文學？
陳：我很粗淺，研究不多。但是1990年代台灣文壇開始可以寫性了，他們本來叫色情小說，後來龔鵬程說色情不好聽，叫情色小說。所以我們當時那種小說叫情色文學。後來我發現大陸女作家比我們大膽多了，也發現大陸的寫作內容和尺度都變得很大。當然如果你寫一個小說鼓吹要打倒政府、要獨立，那我也贊成抓起來。
文：您現在在台灣主要從事哪方面工作？
陳：我主要做老人這一塊，大概八年前我們開始成立銀髮人協會，我們就是放電影，每個禮拜放電影，禮拜四有講座。我們的目標就是老人不能夠蹲在家裡，不能自己沒有信心、也不出來運動。
我個人兩件印象深的事情，一件事是我25年前在美國，新聞上說有個女人孤獨地老死了，大家破門而入，把她廚房櫃門上面打開，全部是一包一包的藥--她整天去醫院，回來連藥包都不打開。這個我印象很深刻。
另有一次，我去榮總，看到幾個老兵，在那邊聊天，閒話家常，根本不是病了來看病。我覺得老人不能這樣子，要覺得有事做：今天看電影明天參加演講，人一定要走出來。按照西方的積極態度，一個老人從躺下來到見到上帝，應該只很短的時間才對。
文：您也曾經在香港短期生活過，怎樣看待如今的香港？
陳：香港比之前富裕和自由多了。我1973年來香港住過一年，當時是從大陸離開，到香港住。後來香港九七回歸之前，我趕緊申請了一個工作來做編輯，又住了一年，因我想看1997年怎麼過渡。現在有時開會過來，覺得香港繁榮多了，當然人也變多了，原來四百多萬人口，現在七百多萬。
文化氛圍上，看到書展去年100萬人入場我很驚訝，台灣辦書展沒有呀，二十萬不得了了，儘管香港人自嘲說他們一年才出來一次買書，那不管了，一年出來這麼多人，一百萬人很不容易，所以我覺得香港文化氛圍很不錯。
至於年輕人的悲觀，台灣年輕人也悲觀，因為機器取代人工，年輕人最慘。年輕人有很多幻想，所以對現實一定不滿。年輕人就是要對現實不滿、有批評、有要求，但是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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