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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鵬飛
第一百一十八屆廣交會正在廣州舉行，這也是我第十八次參加廣交會。關於這個被稱作中國外貿「晴雨表」式的展會，曾經有過這樣一種說法：文革期間，中國只有兩件事情沒有中斷，一是研製原子彈，二是舉辦廣交會。如此特殊的年代，廣交會還能不被中斷，其分量可見一斑。
廣交會之所以會落戶廣州，和廣州的外貿歷史不無關係。清代閉關鎖國，唯一保留的對外通商口岸，僅有廣州的十三行。新中國成立後，各口岸的廣東籍及其他地區的買辦商人、各國洋行，也都紛紛遷至香港。新中國的貿易，也多由定居香港的買辦來完成。所以，在亟需大量外匯的年代裡，在廣州辦中國商品出口交易展會，就最合適不過了。
跑廣交會新聞多年，常常聽到「老廣交」們說起威水史。我發現，不管誰來說，周恩來總理總是大家想到的第一個人。這不光因為「廣交會」得以舉辦，是周總理親自拍板定下來的。也不是因為周總理第一個把「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簡化成了「廣交會」。而是因為廣交會幾次「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都多虧了周總理及時出面，才得以不受衝擊。
原廣東省外經貿委副主任伍明光，講過這樣一件事情。一九六七年春季廣交會開幕式前夕，一群紅衛兵爬上了中山紀念堂，試圖拆下「天下為公」牌匾，並要推倒孫中山先生的銅像。幸而周總理及時趕到，連夜召集紅衛兵開座談會，再三強調中山先生對中國革命的功勳，紅衛兵最後才同意，不再干擾這一屆廣交會的正常開幕。
「如果不是周總理及時出現，廣交會都不知道能不能辦下去了。」退休多年的伍明光，先後大約參加過六十屆廣交會。他說，正是有了周總理的保駕護航，雖然經歷了三年經濟困難和文化大革命這些非常時期，一年兩屆的廣交會才得以一路發展壯大，為新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其實，周總理逝世二十年之後，也曾「搭救」過一次廣交會。我在廣州地方志《政府決策志》裡，看到過這樣一個記載。上世紀九十年代，全國各地都想爭取舉辦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有的領導甚至提出要將交易會搬到上海。一九九六年十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謝非向國務院總理李鵬反映說，廣交會是周恩來總理定在廣州的，不能搬走。李鵬總理當即表態，廣交會不能搬走。
廣交會對中國經濟作出的貢獻不容忽視。但隨着互聯網經濟的興起，進出口交易方式網絡遠程化的趨勢愈來愈明顯，進出口企業對廣交會的依賴程度也隨之逐漸減少。二零零八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更成為廣交會發展史上的一道分水嶺。在這之前，每當進入廣交會時間，作為跑會記者，我判斷參會國際客商人流量不是看公佈的統計數字，而是靠鼻子。
因為生活習慣的緣故，大部分國際採購商都喜歡渾身上下弄得香噴噴來參會。於是通往展館的地鐵，以及會場內的用餐間，香水味道濃烈與否，是我判斷當屆國際客商到會人數，以及成交量是否穩定，最直接也是最管用的風向標，且屢試不爽。
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機未爆發前，無論是春季還是秋季廣交會，只要擠上地鐵二號線，強烈的香水味混雜着濃重的汗水味，是每一次去會場必經的「嚴峻」考驗。因為採訪量大，中午常常要被迫在會場的用餐區用餐。這對我和大部分跑會記者來說，都是一個嚴峻的挑戰：用餐人數異常爆滿的餐廳，必定是本屆廣交會香水味密度最高的地方。
最近這幾年，世界經濟一直未能有效復甦，歐美等傳統主流出口市場的購買力持續疲軟。近十屆廣交會上的香水味，也一屆淡過一屆。就在前幾天，我特意在廣交會餐廳用了午餐。如果不是專門往「鬼佬」群裡擠，鼻尖上的廣交會風向指數，眼看着就要失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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