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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四世》上集
--莎劇《亨利四世》、《亨利五世》觀後
作為莎士比亞逝世四百周年紀念活動世界巡演的一部分，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近日在北京演出了莎劇「王與國」系列三聯劇：《亨利四世》（上、下）、《亨利五世》，近日也應香港藝術節之邀來港演出，讓觀眾有機會神遇一個幾乎被中國劇壇遺忘的迷人形象--福斯塔夫。
福斯塔夫，這位被稱作「白鬍子老撒旦」的舞台人物，在四百多年前的英國，幾乎與哈姆雷特齊名。在世界各地，只要這個體態臃腫、步履蹣跚的胡鬧教師爺一出場，準能使觀眾嬉哈倒絕、樂不可支。是什麼神奇的力量，使這個機靈狡黠的胖肉堆如此討喜而不讓人生厭？又是什麼怪異的奧秘，使這一從中世紀的魔鬼脫胎而來的惡棍老爹，變成當代神話中的一尊笑神呢？ 文：林克歡 圖：香港藝術節提供
用玩笑培育他的思想
關於福斯塔夫，歷代的評論家、莎學專家對其身世與系譜，已作了詳盡的研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在《西方正典》一書中，將福斯塔夫說成是巴思婦人「唯一的傳人」。他不僅將源頭追溯到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薄伽丘的《十日談》，而且追溯到《聖經》中的《哥林多前書》。我卻更看重戲劇藝術自身的傳統。十六、十七世紀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下層民眾，之所以狂熱地追捧福斯塔夫，因為在他身上，洋溢着民間喜劇、鬧劇中「吹牛軍人」的喜鬧氣息，迴盪着「插曲」（青年成長劇）中的類型化角色「胡鬧」、中古道德劇中的「罪惡」、宗教神秘劇中「惡魔」的迴響，隱隱約約可以窺見更為古遠的民間戲劇中滑稽的弄人、睿智的小丑、搞怪的戲謔者黑色的身影。但福斯塔夫不是這些前輩的複製品，而是莎士比亞原創性的再造。福斯塔夫之所以令人着迷，在於他既是一個熟悉的人物，又是一個陌生的形象。福斯塔夫與以往任何搞怪的丑角或作惡的魔怪不同，他是一個有着明晰自我意識的嘲弄者，並且超越反諷，成為一個意蘊豐富又難以悟透的藝術典型。
福斯塔夫是一個自行其樂的遊玩家，一個精力充沛的反諷者，或者如黑格爾所說，一個自我的藝術家。他的魅力，來自他那充滿自信的個性和永不止息的生存渴望。他說：「我是一支狂歡之夜的長明燭」，「除了我所製造的笑料和在我身上製造的笑料之外，卻再也想不出什麼別的笑話來；我不但自己聰明，並且還把我的聰明借給別人。」這個酒肉席上的饕餮客、戰場上的膽小鬼，以無休無止的胡鬧，給人們帶來笑料和快樂，他也自得其樂。他每一次充滿急智的辯解，都是一次大言不慚的自讚，一次從窘境中機巧的逃脫。他像一個出色的演員，又像一位操控全局的導演，每次面對危局，都是一次興致勃勃的即興表演，一齣喧賓奪主的戲中戲。
一百多年前，英國文學批評家威廉·赫士列特（William Hazlitt）說得好，福斯塔夫「用玩笑培育他的思想」。福斯塔夫嘲諷社會、嘲諷他人，也嘲笑自己。他的反諷充滿着懷疑式的批判，充盈着逃離束縛的喜悅。作為一個既通俗又深奧、難以模仿又難以消化的藝術形象，莎士比亞給我們打開什麼樣的眼界呢？在這個導民立政的儒學陰魂四處流竄的糾結年代，但願這一虛構的滑稽列傳登上中國舞台，不僅僅是供人覽觀揚意、遊心駭耳而已。
不提供唯一真理圖景的戲劇，未必沒有真理
《亨利四世》（上、下）和《亨利五世》，是莎士比亞以民族歷史為題材的三部重要作品，通常被稱為「蘭開斯特（Lancaster）三部曲。」其史料主要來自英國編年史學家霍林希德（Holinshed）的《英國史》。《亨利四世》涉及的歷史內容，是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的初步建立，以及國王與叛亂封建領主所進行的酷烈鬥爭。《亨利五世》主要表現的是國王內除奸賊、外克強敵，開拓疆土的英雄業績。因此，有人將《亨利五世》稱作「一篇理想君王的頌辭」，以此證明莎士比亞堅定地站在正統的封建主義理想一邊和政治正確性。也有人認為亨利五世最後拋棄福斯塔夫，表現的是封建統治者冷酷、殘忍的本質屬性。只是，這類將歷史劇等同歷史文獻的社會學批評，如今已經沒有多少人信服了。儘管不能說，亨利五世作為莎士比亞心目中模範君主的投影，不關涉政治理想與歷史意識；也不能說，福斯塔夫身上的反叛色彩，沒有透露半點文藝復興時代的精神氣質。但令我更感興趣的是，福斯塔夫形象與恩格斯所說的「福斯塔夫式背景」的異同，以及福斯塔夫這一謔邪形象在一齣頌揚君王建功立業的歷史正劇中的魔變。
恩格斯在給拉薩爾的信（1859年5月18日）中說：「介紹那時候五光十色的平民社會，會提供十分新的材料使劇本生動起來，會給予貴族的國民運動在舞台前部的表演以一幅無價的背景......一幅福斯塔夫式的背景。」毫無疑問，由酒鬼巴道夫、壞蛋尼姆、吹牛暴徒畢斯托爾、胖爹的隨從皮多，以及野豬頭酒店女店主快嘴桂嫂、下等妓女桃兒等人所構成的下層民眾囂雜錯亂的生活畫面（福斯塔夫式背景）、與國王顧盼自雄的宮廷生活、貴族領主篡竊攘奪、征殺豪取的霸業，形成鮮明的對照。然而，莎士比亞的創造性，體現在福斯塔夫本人既是「福斯塔夫式背景」的有機組成部分，又遠遠地超越了這一背景。無論在《亨利四世》上部，還是下部，福斯塔夫佔據的都是舞台的中心，而不是「背景」。
更重要的是，福斯塔夫形象的存在，讓我們聽到另一種聲音，見識另一種視角。例如：霍茨波視貴族榮譽為騎士的生命，福斯塔夫卻借問「榮譽能夠替我重裝一條腿嗎？」；大法官勸諭福斯塔夫，頭上的白髮「提醒你做一個老成持重的人」，他的回答卻是，「它提醒我生命無常，應該多吃吃喝喝。」......在這裡，我們已見到後來被布萊希特稱為間離技法、被巴赫金稱為複調結構的雛形。因此，你無法將《亨利五世》稱作「一篇理想君王的頌辭」，因為福斯塔夫的存在，成了對建功立業的封建君王的質疑與嘲諷。你也無法將亨利五世對福斯塔夫的離棄，僅僅從階級論去評析，「福斯塔夫--哈爾王子」的半神話，既包含舊式寓言劇浪子回頭故事的新演繹，也是對宗教劇從創世到最後審判的戲仿。福斯塔夫無數次半真半假的懺悔，都是一次次絕妙的反諷表演。對歷史和歷史劇，莎士比亞態度的兩重性提醒我們：不提供唯一真理圖景的戲劇，未必沒有真理。
導演的謙恭與匠心
《亨利四世》（上、下）、《亨利五世》的三台演出，均由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的藝術總監葛列格里·多蘭（Gregory Doran）執導。舞台景觀由前後移動的推拉平台、上下升降的邊幕和兩側左右對稱的金屬框架組成。推拉平台將舞台分為內台與外台，便於大道具的裝卸、遷換；兩層金屬框架的作用，近似伊莉莎白時代公眾劇場設有欄杆的樓台；類似電影無技巧剪輯的場景組接，使演出一氣呵成，恪守原初莎劇不間斷演出的風格......三晚演出將近十個小時，導演除了對台詞略作刪節外，幾乎保留了原劇的所有情節、場景和人物。所有這一切都說明新技術（電動推拉平台）、新手段（造成景深效果的投影）、新質材（金屬框架）的運用，並不改變早年莎劇演出的時空結構與空間構成。與那些隨意將劇本大卸八塊、時空顛倒乾坤大轉移的演出者不同，導演謙恭的態度似乎告訴觀眾，演出成功的主要功勞屬於莎士比亞。
葛列格里·多蘭是一位謙抑內斂、分寸不亂的藝術家，導演的功力主要表現在無數隱微的細小處理，卻增加了場景內蘊，或改變了舞台的風貌。《亨利四世》上部中，霍茨波、摩提默、葛蘭道厄三人在商議如何討伐亨利王時，曾鋪開一張地圖，地圖上的英格蘭疆土被一分為三。與此相對應，導演讓亨利四世在向哈爾王子等人佈置戰事時，也扯開一張碩大的地圖。場景的重疊、動作的重複，減弱了叛亂的領主裂國之罪的象徵意義，也沖淡了封建割據與中央集權之爭的政治色彩。然而這是導演故意為之的舞台處理，他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戰爭雙方義與不義的強烈對比，在看似不表露褒貶的態度中未必沒有褒貶。《亨利四世》下部，封建領主的騷亂烽煙四起，亨利王派人四處尋找再次回到野豬頭酒店胡鬧的哈爾王子。導演讓王宮與野豬頭酒店兩景相疊，亨利王從桂嫂身旁走向台口，從而將宮廷生活與下層民眾的生活場景連在一起，也將沉沉酣睡的小民與夜不能寐的君主作了對比。導演呈現大量的生活細節，而不強作解釋，讓觀眾細細地去體味原典的情調與意義。在這個百無禁忌玩莎劇的後現代，對經典起碼的尊重與敬畏，成了藝術家難能可貴的精神品質。
皇家莎士比亞劇團
莎士比亞的「王與國」系列
《亨利四世》上集 時間：3月8日、11日 晚上7時30分
《亨利四世》下集 時間：3月5日、9日 晚上7時30分 3月12日 下午2時
《亨利五世》時間：3月6日、10日、12日、13日 晚上7時30分
3月13日 下午2時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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