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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正表示要恢復民族文化自信。
他曾是台灣民進黨的創黨元老，如今則主張兩岸統一，反對「台獨」、斥責「港獨」；他曾開啟台灣「立法院」肢體抗爭的序幕，現在則認為台灣的民主已經變質，且對香港立法會的議事衝突不以為然；他是留學德國的哲學博士，如今則主張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這是朱高正的特色、故事與人生。日前，來到香港的朱高正接受了本報的獨家專訪，對自我經歷進行了一番深入的描述。■文、攝（部分）：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如今的朱高正，看起來似乎更是一位謙謙學者與慈祥長者的形象：白髮與眼鏡之下，從德意志的康德哲學到中國古典的諸子百家，學術的講授他能夠信手拈來、如數家珍。論及時政，則不改當年做「立委」的本色，聲色紅潤、中氣十足、立場鮮明。
「這是叛國，與言論、思想的自由已經毫無關聯。」談到目前在香港有人成立以「香港獨立」為宗旨的組織，朱高正給了十分清晰的定性式回答。在朱高正看來，追求「香港獨立」是沒有前途的死胡同，會讓香港陷入絕境，「每一個省都有自己的特色與文化，但是都屬於中華民族。」
「港獨」侮辱了「本土」概念
被記者詢問有關「本土文化」的問題時，朱高正給出了這樣的回答。他對記者說，從他的角度看，香港社會目前對「港獨」的反擊和批判力度還不夠大。他表示，「本土」一詞原本「非常接地氣」，但是「獨派」心術不正，將這一概念用來進行「反共抗中」的工具，實在是侮辱了「本土」，是「歷史的錯亂」。他更從學術的角度詮釋了「本土」可能變形的另一種可能：「任何真正的『本土』，如果沒有開闊的胸襟，就會成為人類學中的『內婚』（Endogamy），逐漸蛻化，於社會而言不是好事。」
「香港社會難道還不夠『本土』嗎？上課用的都是粵語。」朱高正認為，香港與台灣社會完全處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中，且歷史脈絡也不同。朱高正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份參與創立台灣民進黨，彼時更以全台灣第一高票當選「立法委員」。在台灣「立法院」揮出第一拳，開啟肢體抗爭的便是朱高正。
「當時的台灣社會，處在高壓之下，是持續了三十八年的『軍事戒嚴』體制，當時的衝撞，乃是為了終結這樣的體制、為了終止台灣當時的『動員戡亂時期』。」朱高正這樣解釋自己當年的「立法院」問政風格。但是在他眼中，今日的香港立法會出現的諸如「拉布」在內的議事文化，則完全不具有可比性和正當性，因為今日的香港與當年處在政治高壓中的台灣完全不同：「港英政府時期，為何不抗爭？1988年時我來香港，就指責過這些反對派，他們在道德上完全站不住腳。」「拉布」在朱高正看來也是完全不必要的行為：「香港的反對派仍然留在舊時代的空想中，逢中必反。」
台教改失敗造就「流浪博士」
作為經常行走於兩岸三地高等教育界的人士，朱高正從高等教育的角度描繪了他眼中的台灣景象。「今天兩岸的高等教育，已經有了天壤之別。」朱高正表示，台灣失敗的「教育改革」，造就了特殊的「流浪博士」群體。
據了解，台灣早年推行「教育改革」，追求「快樂學習」、放寬大學入學門檻以及學校升格。不過後來不少學校失去生源，大量的博士人才無法全職就業而僅能以時薪、日薪從事教育工作；也未實現大學「寬進嚴出」的目標。「八成以上的高校學生，一星期打工時間超過20小時；而到台灣的陸生出勤率則非常之高。」朱高正認為，台灣的高等教育已經崩解了。他透露，不少擁有博士學位的台灣人，乃是前往大陸就業及尋找機會。
「民進黨已經出賣了台灣的民主。」朱高正認為，民進黨過去介入國民黨的內部鬥爭，完全背棄了創黨時期主張「內閣」制的立場，為了支持李登輝，而轉向支持「總統」制，使得今天的「總統」一職有權但卻不負責。「台灣的民主已經變質了。」他如是評價今日的台灣政治。
「民主不是最高的價值，也不是唯一的價值」，這是朱高正對「民主」一語的看法。他非常肯定地對記者闡釋：過去的二十多年，台灣一直都在走下坡路，而這種下坡路的肇始，乃是因為在李登輝和陳水扁主政時期，台灣官方奉行對抗中國大陸的政策，引致經濟衰敗。
「不懂得運用中國作為新興市場來促進轉運港的地位，所以高雄港被邊緣化了。」朱高正還說 ，台灣的人均GDP（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一萬美金升高到兩萬，居然用了21年之久。所以，在他看來，過去的二十多年，台灣在「下滑、吃老本」。
力主應有民族文化自信
在目前的中國，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解讀呈現出多元化的樣貌，歷史觀的差異也帶來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同立場，朱高正則力主中國人應當要有自身的文化自信。
「親西方的史觀數典忘祖、不明是非，這些人本身對西方也是一知半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也非常有限，這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現。」朱高正覺得，中國的一些學者乃是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洗腦，對現代化的觀點缺乏自主意識，因而形成了歷史觀的變化。
在朱高正看來，親西方的史觀（例如單純從近代化的角度去淡化鴉片戰爭的侵略性質），與美化殖民統治其實並無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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