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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羨林。資料圖片
鍾 倩
每個人的求學歷程，都會經歷最後一課。最後一課，是都德的，那是向祖國告別的莊嚴儀式，「永遠別忘了法語，亡了國當了奴隸的人民，只要牢牢記住他們的語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開監獄大門的鑰匙」；最後一課，是木心的，那是向文學世界的肅然致敬，「這是我六十七歲時講的課。等你們六十七歲時，可以看看。像葡萄酒一樣，陽光，雨露，慢慢成熟的。」
最後一課，是有分量的結尾：無關知識、無關課程，綿延的是一個人的情懷，是大寫的人格。這讓我想起近日因為「曠課檢討」成為「網紅」的大學文學院教授王萬森。事情是這樣的：王教授看錯課表，錯過給學生的最後一課，他懊惱不已，半夜裡寫檢討書《終點上的失敗者》，再次上課時，他主動向學生們道歉：「我先為上周因看錯課表而耽誤一次課的事情向大家道歉，當年我第一次上課時，沒給學生上好，但是因為那是在開端，我可以通過加倍學習和努力彌補回來，這一次我輸在了終點處，再也沒有彌補的機會了。」年過七旬的老教授，不禁讓人起敬，他請求扣除本學期全部勞務津貼以作懲罰，此事感動了無數網友，尤其是現在的大學生，對遲到、曠課早已習以為常，甚至想方設法逃課。面對人們的點讚，王教授強調：「錯了就是錯了，就應該接受懲罰。」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是現實中，有多少人能夠做到知錯就改呢？認錯需要勇氣，道歉亦是擔當，王教授的檢討，是一面鏡子，照出了他的職業情操與人格光芒，也照出了當下社會的浮躁。「我從教五十年，把上課作為鐵的紀律，雷打不動地要求自己。這是教員的職責和義務，也是教員的光榮，教師就應當按時上課，而且傾注心血把每堂課上好。」鐵的紀律，是高度認真與負責，其內涵就是工匠精神：將「傳道、授業、解惑」視為神聖使命，並養成一種人文習慣，「上課高於一切」，這是心靈的高貴，也是靈魂的偉大。王教授的「最後一課」，成為一堂生動的教育課，帶給我們的不只是情感敲擊，更多的是自省與修正。
一堂課，無法改變人的一生，但是，一堂課，會成為生命這張大網中的結繩，最終成為我們人生旅途中的精神坐標，所傳遞的溫情與敬意，溫暖我們整個人生。像作家齊邦媛女士，年過八旬的她依然清楚記得當年所教授過自己的老師、所上過的每一堂課，錢穆的文學講座、朱光潛的詩歌品鑒等。起初，我不太理解，這些課的精神內涵，伴隨年齡的推移，我頓悟到：一堂課，也是有靈魂的，因了師者的生命能量，因了師者的個人修養，點滴灌溉，凝結成為精神財富。
僅有博學是遠遠不夠的，關鍵是不忘初心。著名人文學者劉再復在給女兒的信中曾講道：「知識與財富一樣，積累得太多太飽的時候，也會危害身心的健康。許多有學問的人，到最後不僅無法從學問中跳出，而且變得非常冰冷、世故，以致世故大於學問，就是被知識所害。所以我覺得最幸運的學者是他獲得知識並由此獲得對宇宙、社會、人生的穿透力與洞察力以後，又有力量返回嬰兒狀態，所以我稱之為生之凱旋。」這段話被我抄錄下來，很是耐人尋味，「生之凱旋」，說得太好了！與其說是始終恪守職業底線，不如說是一種文化自覺，一種人文精神，永不褪色，永是傳承。他們抱誠守真，默默堅守，這種精神非常難能可貴。於王萬森教授，於患尿毒症跪着上課的余功茂教授，於民國時期的大師們，都是同樣的道理，把上課視為鐵律，放在事業的首位，奉行一生，無怨無悔。
比之今日，人文精神嚴重「缺鈣」，教師形象頻現危機，且不說科研不端、學術造假、師生關係反目成仇，「平均每周一名高校領導被通報」，雖然不能一棍子打翻一船人，但是象牙塔內的師德建設不得不令人堪憂。毋庸置疑，師者並非一下子被玩壞，外界誘惑、慾望燃燒等作用之下，久而久之，就會導致內在的失守，喪失最寶貴的道德，繼而逾越紀律紅線，走向魔鬼之路。其實，還有一點，就是做學問不真、不鑽、不能吃苦，反而緊盯利益或職位，到頭來白白玷污了「人類靈魂工程師」的美名，辜負了三尺講台，以及講台下千千萬萬的灼熱目光，還有夢想。
那麼，那些令我們津津樂道的大師們，他們是怎樣煉成的？季羨林先生晚年回憶時曾說過，他記憶猶新的課是一門旁聽課和一門選修課，前者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後者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他說，聽陳寅恪先生的課，是一種無法比擬的享受：「他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彷彿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復，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即便後來他雙目失明，以及跌斷股骨，導致臏足，依然秉承着敬業精神。他把課堂搬到家中二樓陽台的走廊，擠滿學生。他用腦想，他的腦子每一分鐘都在思考問題。每天下午，他回憶上午的工作，發現錯漏、補正，然後，對第二天著述某篇佈局，腦海中搜索以前看過的資料，如果有欠缺，就派人查找，助手在黑板上寫錯一個字，他都能覺察到。而他的嚴謹也是史無前例的，上課就像他做學問一樣，幾乎每一個字都有出處，每一個觀點都是他研治歷史的獨特心得體會，大部分是他沒有公開發表過的學術成果，用今天的話說，課堂上實打實的都是「乾貨」。此外，他的滿腔赤誠與虔敬，也是令人仰望的，他熟悉晚清歷史，卻說不能做這方面的研究。「認真做，就要動感情，那樣，看問題就不客觀了，所以我不能做。」
做學問，做的是良知，做的是文化；為師者，做的是發光體，做的是座盤鐘。從陳寅恪身上，我看到一個大寫的人，跳動着兩顆紅心：一顆是人心，善良、悲憫、包容；一顆是詩心，天真、浪漫、豁達。
每一堂課，都可能成為最後一課，而最後一課，也會成為人生的第一堂課。我們不能像小弗朗士那樣，等到「最後一課」才想起好好學習母語，好好愛戴老師，珍惜眼前時光。或許，每個人都是放學後的小弗朗士，欠自己一個反思，欠社會一份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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