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敏迪
宋徽宗讓童貫去征方臘時對他說：「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也就是給了他以皇帝名義行事的權利。但他大概沒有想到，童貫會一到前線，就「命其僚董耘作手詔，若罪已然。」直說了，就是他以宋徽宗的名義寫了一份罪己詔。後來王黼還為此在宋徽宗面前使壞，說童貫在其中：「入奸言，歸過陛下。」這篇文章對於瓦解方臘陣營的作用是不可小覷的。事前，方臘尖銳地指出朝廷：「靡蕩之餘，又悉舉而奉之仇讎。仇讎賴我之資益以富實，反見侵侮，則使子弟應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這是極具鼓動力的，董耘既要消除其影響，又要顧及矯詔擅自歸過於皇帝的後果，所以不容易寫。只可惜這篇文章沒有被留存下來，今天無法欣賞了。
有人說，皇帝下罪己詔的，沒有不亡國的，似乎皇帝是不宜承認錯誤。但開創文景之治的漢文帝頒佈過罪己詔。政法大學學者蕭瀚，從史料中找到唐太宗的罪己詔居然有28份之多，漢文帝、唐太宗當然不是亡國之君。不過，無論是唐太宗的自覺，還是宋徽宗亡國前真的頒佈了罪己詔，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承認錯誤，表示反悔的同時，對於受害的百姓或者當事人，卻沒有一句道歉的話。歷史上不少冤假錯案平反了，也很少有對受害者道歉的。
蘇東坡曾提到唐宰相陸贄，勸唐德宗「罪己以收人心」。興元元年(784)，唐德宗痛下《罪己大赦詔》，承認「朕實不君」後，居然「四方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然而真實的代價是赦免了叛亂的藩鎮，正如幾個惡棍遊戲中不得不作出的妥協，士卒和四方人心慶幸的是暫時逃脫了厄運。晚唐背負了沉重的積弊包袱不能擺脫，關鍵是要給百姓以希望，從而扶植起正義的勢力。如果像陸贄那樣，拒絕所有來京城辦事的官員的禮物，唐德宗還派人勸他不要太過清廉，收受一點也無關緊要。他自己也經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門以及地方公開索取，稱為「宣索」，恐怕罪己詔下得再多，也只能令人厭惡，因為看不出他對執政的過錯，以及造成的後果有什麼歉意。
《新唐書》說：「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歷來都是如此，君主能夠承認有錯，已經足以令人振奮。如果按照孟子的說法：「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那就不對了，最起碼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那麼，君傷害了民，除了承認錯誤，還欠一個道歉。事實上道歉是不可能的，這也說明，皇帝的時代，民本思想也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所以平反冤假錯案已經是莫大的恩賜，也許還可能回答受害者說，在當時還有那樣做的必要性。這並不是天方夜譚，受其影響，類似的事甚至在「右派」平反的時候就還出現過。
罪己詔雖然也有幾分承認錯誤的勇氣，比起連罪己詔都不願意下的總要好一些。但自從有了詔書以來，直到袁世凱，罪己詔往往不是權宜之計的欺取人心，就是臨時抱佛腳抓救命稻草。因為他們不懂要對受害者道歉，只是後悔帶來了對自己不利的結果。於是對於百姓來說，討要一個道歉，也就變得重要了。即使是一個文治武功多麼偉大的君主，難道不是一將功成萬骨枯般的有了這麼多人犧牲，才有了他的豐功偉績嗎？更何況是碌碌無為的庸人。給人們造成了傷害，人們也應該討要一個道歉，那才是比較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