彥 火
諾貝爾文學獎成立，是一條曲折而艱辛之路。
當瑞典學院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頒授任務時，瑞典學院的兩個諤諤之士：歷史學家漢斯．弗賽爾（Hans Georg Fritzsche）和卡爾．古斯塔夫．馬爾姆斯特羅姆（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斷然反對。
他們的理由是，不希望把瑞典學院轉變成一個「世界性的文學法庭」。
這兩位持懷疑態度的院士，認為是瑞典學院缺少承擔這一精細而敏感的院士的評選工作能力，因為學院沒有包括名列前茅的瑞典作家和傑出的文學研究者。
以上這兩位院士的意見，允稱實事求是。但是當時的瑞典學院常務秘書卡爾．大衛．維爾森（Carl David af Wirsen）卻力排眾議，竭力主張接受這個評委任務。
他說，如果不接受這個任務，那麼「歐洲大陸文學的偉大人物」就被剝奪了很獨特地獲得承認的機會。
他指出，如果瑞典學院「因為自身方便的原因，而迴避了在世界文學中具有影響的地位」，那就會招致嚴重的批評。
此外，他認為接受評獎任務並不偏離瑞典學院的宗旨：「對外國文學最精華部分」的真正了解，對於那些評價本國文學創作的院士來說恰恰是非常必要的。
維爾森這一論點，最後獲得了瑞典學院大部分院士的支持。
埃斯普馬克指出：「這個論點顯示出的當然不僅僅是對諾貝爾目標的開放態度。對於內心深處非常保守的維爾森和追隨他的院士來說，為了『理想的』方向的優秀文學作品頒獎的任務，不僅為他們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推行其文化政策的可能性，而且正如他在一封信件裡說的，『諾貝爾遺囑為十八個院士提供了巨大的權力地位和威望』。」
接受了這任務，使原來處於「衰敗時期」（埃斯普馬克語）的瑞典學院，注入一支強心針。
無疑促使其成為「世界性的文學法庭」！
正如埃斯普馬克所強調的，因了維爾森的保守作風，他把諾貝爾遺囑解讀為：「高尚和健康的理想性」，並清楚說明得獎作家的創作應該突出表現「真正的神聖性。不僅在於表達形式上，而且在於理解方式和生活觀上」。
這一公式化的理念，在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一九零五年的聲明中正式闡述，也是一種重要的標誌，說明委員會把文學獎並不僅僅看作一個文學的獎勵。
在整個早期階段裡，評審目的都放在考察一個候選人是否「在思想內容和藝術表達形式兩方面都有理想性的基礎」而值得獎勵。
這一保守原則，把當時享譽國際文壇的大師級人物，如列夫．托爾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與愛米爾．左拉（Emile Zola）摒棄出門外。
這也顯示了第一階段諾貝爾文學獎所表現出的局限性。
（說「諾貝爾文學獎」之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