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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空間:文品與人品孰輕孰重

2016-08-23
■中國文人特別推崇名譽與節操。 網上圖片■中國文人特別推崇名譽與節操。 網上圖片

王兆貴

現今的人絕大多數有文化,如果說一個人沒文化,絕對是最刻薄的批評。本文所說的文人,不是泛指文化人,而是專指古代那些靠筆墨濟世的文化人才,包括以文進身的各級官員,也包括以著述立身的文史學者。

在我國古代,不論在察舉制時期,還是在科舉制時期,文官都是國家人才的主要組成部分。不論是在朝還是在野,都活躍着一大批文人。上層建築中的文武百官,大都來自文人、社會名流和士紳,也多半出自書香世家和耕讀人家。從主流上看,他們中的許多人,心憂社稷,體恤蒼生,激揚文字,揮斥方遒,為推動社會文明進步,提出了利國利民的興邦策論,創作了彪炳千秋的詩詞文賦,喊出了振聾發聵的正義呼聲,諫阻了勞民傷財的施政舉措。魯迅曾高度評價說,即便是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作為一個群體,中國古代堪稱脊樑的文人雖然很多,但卻不可能是全明星陣容,良莠不齊的現象在所難免,瑕瑜互見的情形並非個案。瑕不掩瑜者倒還好說,最難評判的是那些德才相悖的文人。他們或被稱作才勝於德,或被稱作德遜於才,說白了就是文品上佳、人品較差。對這部分文人的考察評價,歷來存在諸多分歧,至今也無定論。

由於傳統文化積澱厚重,中國文人又特別推崇名譽與節操,把名節看得比性命還重要,並衍生出許多關於節操的名言警句。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渴不飲盜泉,熱不息惡蔭」,「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文天祥在獄中朗吟「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于謙自信「名節重泰山,利欲輕鴻毛」,「但令名節不墜地,身外區區安用求」,「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如果說古代的文化名人類似於現今的文化明星,那麼,這世上有兩種人的緋聞最容易引爆輿情,排在第一的就是文化明星,其次才是政治明星。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因此,文人的節操也就備受時人關注。文人無行的現象只要一出現,就會遭到輿論抨擊,並被寫進各種紀實文字中,背上千古惡名。比如說柳永,其詞作聞名天下,「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金主完顏亮讀了他關於東南形勝的詞句後,竟然激起「投鞭渡江之志」。可在當世的文人圈子中,都認為他格調不高,朝廷也不待見,考取進士後又被刷掉了,到頭來還是個「白衣卿相」。至於那些為功名所累的人,歷史評價就更是毀譽參半了。例如,有美化王莽新朝之嫌的西漢文學家揚雄、在安祿山那裡做過官的唐代詩人王維、投靠亂臣司馬穎的西晉文學家陸機、出仕四朝十帝的南北朝文人庾信、因妒忌好友名高於己而誣陷蘇東坡的沈括、乾隆御批「實堪鄙棄」的金代文學家元好問、降元為官的宋代書畫家趙孟頫、先降李自成再降多爾袞的明末文學家龔鼎孳等。

其實,不論古今中外,對文化人才的評價,都有一定的難度。或者說,不是一時間、一句話就能界定清楚的。特別是對那些名氣大而又能翻查出污點的文人,自古以來就有爭議,除了文人的地位在不同的朝代起伏不定外,至少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原因之一:主流價值觀所致。價值標準和道德尺度並非一成不變,萬世不易的,而是隨着時代的更迭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變化有所調整。即使有古今中外公認的價值標準和道德尺度,也會因其成就和影響的大小,產生不同的評價。管仲背叛公子糾而輔佐齊桓公,孔子在回答子貢的疑問時,卻是讚許的口吻,並不認為這是不仁。李世民手下的文臣中,有不少人都來自敵對陣營,他們改換門庭的行為算不算變節呢?每當改朝換代之際,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寧死不為貳臣者畢竟是少數,總有一些文人倉皇失措,尋求自保。對於這部分文人的際遇,有人回護寬宥,認為是順勢應時之舉;有人痛加撻伐,鑒定為厚顏無恥之尤。

原因之二:被評價者知名度所致。進入公眾視野的文化名人,由於備受世人關注,其瑕疵也會暴露無遺。那種以為文人更容易失節,更容易墮落的說法,往往是因此而擴散開來的。其實,在中國古代的名人中,寧死不肯失節的文人很多,屈原、嵇康、阮籍、陶淵明、顏真卿、辛棄疾、方孝孺、顧炎武、文天祥、譚嗣同、朱自清等一大批有氣節的名士,不都是文人嗎?言行有誤、節操不保乃至私生活放蕩的,又豈獨是文人?「此去亂離何日定,向來名節幾人全?」在江山易主、與民更始之際,歸附新生政權的何止是文人呢?據乾隆時期編纂的《貳臣傳》記載,降清的明朝高官多達120多人,文士只有龔鼎孳、錢謙益等幾人。

原因之三:評價者期望值所致。人們對文人形象的要求,有很大的理想化成分,總以為作品好的文化藝術家,形象也差不到哪裡去。特別是當他們成名之後,期望值就更高了。有位讀者特別喜歡某位作家的作品,每每捧讀都很敬佩。可當她有幸參加過一次見面會,並與之相處並交流過後,頓覺大失所望,發誓再也不看他的作品了。文人也是人,他們也有不能免俗的一面,也會因七情六慾而犯傻,就像歷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英雄豪傑一樣,總難免有這樣那樣的過失。道德審判獨獨偏向文人,是不客觀也不公正的。余秋雨在《白髮蘇州》中寫到唐伯虎時,曾感嘆地說:「人品、藝品的平衡木實在讓人走得太累,他有權利躲在桃花叢中做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中國這麼大,歷史這麼長,有幾個才子型、浪子型的藝術家怕什麼!深紫的色彩層層塗抹,夠沉重了,塗幾筆淺紅淡綠,加幾分俏皮灑潑,才有活氣,才有活活潑潑的中國文化。」

翻開世界文化藝術史你會發現,在那些不朽作品背後的文化巨匠,也不全然是聖人君子。他們的思想理念、品格節操、行為方式,或有逆於正統,或有異於世俗,或有悖於倫常,為時世所不容。可當若許年後,時過境遷,塵埃落定,人們對前世文人的評價就寬鬆多了。儘管在一些學術專著中,對他們的評價仍然存有較大爭議,但在教材課本中,在普通讀者中,人們主要依據其傳世作品和文化成就說話,至於其人品如何,也就不大關心,不大計較了。文如其人也好,人不如文也好,那都是過去事,只要他的辭章文采斐然,就會拿來捧讀,管他是柳宗元還是柳三變。正如錢鍾書所云,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要認識那隻下蛋的母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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