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風沙瀰漫的春天,甘肅本土紀錄片導演、酒泉電視台副台長秦川帶着他的團隊,以小米加步槍的方式開始了敦煌文化系列紀錄片的創作。從2006年開始,以每年一部的高效率,連續在中國中央電視台科教頻道、紀錄頻道推出了10部大型紀錄片,10年累計達到40集,涵蓋了敦煌歷史、文化、地理、書法、音樂、舞蹈、美術等門類,是迄今為止運用影視手段全面挖掘敦煌歷史文化的集大成者。■文:記者 楊韶紅、劉俊海
今年9月,在嘉峪關國際短片電影展「秦川作品展」現場,觀眾們見縫插針地請秦川導演合影,在一旁的記者油然而生採訪之念。
「我們2006年在央視播出《大河西流》,到2016年播《敦煌畫派》的時候,已經10個年頭了。10年的時間說長不長,也就這10部、40集作品;說短也不短,當年風風火火的年輕導演已經年過半百啦!」 秦川自嘲道。
秦川形容自己是一個「紀錄片礦工」,十年來一直盯着敦煌這座文化富礦挖,沒想到每次都能挖出一座金礦。他和當時在場的冰心散文獎獲得者胡楊是敦煌同一個村子出來的文藝工作者。「我們都是敦煌『土著』,受敦煌文化的滋養長大。無論是寫詩文,還是做電視片,都出於同樣一個敦煌情懷。」他說。
「殘匪」遭遇「中央軍」
秦川的第一部作品《大河西流》以敦煌母親河的古今變遷為切入點,探討河流與文明興衰關係的史詩紀錄片,也是酒泉電視台大型紀錄片的發軔之作。酒泉電視台作為一個西部小地方台,經費嚴重不足,專業人員奇缺,總共就三五個人,團隊的裝備寒磣到了極點。
秦川常常把國家級大台比作「中央軍」,把省級衛視比作「王牌軍」,而他自己「就像山林裡流竄的殘匪」。他說:「3年內沒有片酬,沒有節假日,在烈日炎炎下,在漫天黃沙中,在茫茫戈壁上,只喝涼水,啃乾餅,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最長的一次,是在鎖陽城航拍,從凌晨3點一直折騰到次日凌晨1點,整整22個小時。」
在艱苦的拍攝中,免不了會有團隊人員鬧情緒,他就給團隊灌輸精神勝利法,告訴他們,這項是給歷史、給人類做工作,若干年後回憶這一切的時候,那絕對不是什麼苦難,而是一種精神財富。
2004年秋天,《大河西流》劇組在莫高窟拍攝時,「殘匪」與「中央軍」狹路相逢,精神勝利法暫告失敗。「我們只有兩三個人,扛着一台幾萬元的攝像機來到洞窟前,看到人家『中央軍』100多人的龐大拍攝陣容把莫高窟圍得水洩不通,天上有直升機,地上有 『大炮筒』(搖臂),還有一堆大導演、名主持。我們的人一看那陣勢,就像洩了氣的皮球。我說:『別丟人現眼了,回去吧!』」他說。
出奇制勝的法寶
第二天,秦川一行人灰心喪氣地窩在賓館沒出門,看人家的直播。看完後,他忽然撫掌大笑:「好了!我們有救了!」 說到這裡,他有些激動:「我們為什麼有救了?因為切入的角度不同!他們只展示了敦煌文明輝煌燦爛的成果,而我們是從河流的角度來解讀敦煌文化的成因。這是別人從沒有過的角度,也是我們制勝的法寶!」《大河西流》還首次揭示了疏勒河斷流所引發的敦煌地區河道乾涸、生態持續惡化的問題,喚醒人們改變發展模式,尊重河流倫理,走可持續發展道路。這要早於國家有關政策的出台。
拍攝完成後,面對堆積如山的文稿和幾十個小時的拍攝素材,秦川像老裁縫一樣一秒一幀地剪,數不清有多少個寒夜,他坐在空蕩蕩的機房裡,一幹就是一個通宵。這部近400分鐘的紀錄片的後期整整做了一年,其間他遭遇了母親重病住院直到去世的一連串災難,但他始終沒放棄,「就像孕育一個新生命,已經十月懷胎,就只有一個念頭:無論如何也得生出來,給艱苦的歲月有個交代,給大家的付出一個交代。」
這部處女作在央視一經播出就引起各界強烈共鳴,時任甘肅省委宣傳部長勵小捷發專電祝賀,敦煌老副市長王淵慨歎:「你們替敦煌說了真話!」
向荷里活片借招
2006年12月,當央視正在播出《大河西流》時,一個意想不到的機遇突然降臨。秦川接到了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西部歷史學者楊鐮的電話,他說,這些天社科院熱議的焦點就是《大河西流》,學者們都不相信這是一個市級電視台的作品。楊鐮說:「一個能拍出《大河西流》的團隊,相信一定能拿下《黑戈壁》。我新著《黑戈壁》的電視改編權就歸你們啦!」
天賜良機,豈能放過?
面對荒寒的黑戈壁,他們義無反顧地出發,沿着被遺忘的絲綢之路,日夜兼程,在兩年時間裡,先後考察拍攝了甘肅、新疆、內蒙古等地,翻越了祁連山、天山、崑崙山、阿爾金山,穿越準噶爾盆地、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瑪干沙漠,行程3萬多公里。
2008年9月底,前期拍攝工作劃上了句號,面對數十盤磁帶和不盡人意的初稿,秦川知道,另一場惡戰到來了。他曾多次聽到國外紀錄片專家說,中國的紀錄片人不怎麼會用鏡頭講故事。他表示:「《黑戈壁.黑喇嘛》以故事見長,我們已獲得了聞所未聞的故事、場景,要如何真正達到情節扣人心弦的藝術效果,後期剪輯非常重要,所以我每天看荷里活大片,學習蒙太奇剪輯技法,還專門找來一些驚慄音樂強化效果。」
最大感動來自粉絲
秦川說,他不止一次聽到有電視界大腕專家說:「我一看歷史文化片子就煩!」他的歷史文化紀錄片選題也是每每在全國選題會上名落孫山,但來自觀眾的反應卻和專家們截然相反。他表示:「最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我們的敦煌紀錄片得到了全國觀眾的認可。這些年在全國各地拍攝中,認識了一大批敦煌迷,他們對敦煌文化有一種狂熱的愛。」
他介紹拍攝《敦煌畫派》時,中國美術學院教授何鴻成不但將收藏的敦煌經卷和張大千粉本畫稿全部擺出來,還一一做了講解。著名雕塑「黃河母親」的作者何鄂先生看完節目後,激動得夜不成寐,鋪開稿紙寫道:「《敦煌畫派》傳遞給我們的是一種精神,它增添了我們的民族自信、文化自尊,也激活了每一個華夏兒女自強不息的創造基因。」很多普通觀眾表示,看完《敦煌畫派》後只有一個念頭:渴望去一次敦煌!
敦煌粉絲的熱情,給了秦川最大的感動。「我覺得敦煌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傳統藝術不能一直埋在西北的流沙裡,它應該被更多的人認識和了解,以提振大家對中國文化的自信和自覺,這就是我堅持拍攝敦煌文化紀錄片的理由。」 他說。
應加快調整體制
據悉,酒泉市已以秦川團隊為基礎籌建大敦煌影視有限公司,下一步,計劃赴12國43家收藏敦煌流散文物的博物館做追蹤拍攝,關注流散國寶命運,呼喚傳統文化復興。
秦川認為,公司制為其團隊提供了資金保障及在接、簽約方面的便利,也希望今後能在此基礎上展開更專業高效的工作,但他也坦言:「去年,市裡讓我退出公職,進入公司,我考慮再三,還是沒有這樣做,因為中國紀錄片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市場機制。如果公司只是拍紀錄片,連人都養不活!我還是清高一點,靜下心來做一些理想的作品。如果只為錢,我不需要這麼辛苦做敦煌文化,拍些迎合大眾的低俗小片、廣告,來錢快多了。大敦煌公司現在也是這個境況,拍宣傳片、廣告片等小片的收入還能反哺敦煌紀錄片。這是我們的尷尬,也是我們的無奈!」他認為要加快調整體制,特別是激勵機制,比如只要片子能進入國際市場,國家應重獎,鼓勵中國紀錄片市場化,提振紀錄片製作人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