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康民
我有寫日記的習慣，每年一本，現在留存的還有二十來本。有話即長，無話即短，大多是流水賬，但也有不少即興的感想。我有兩個書房，一個在家中，另一個在辦公室，積存的材料不少。
同時還留存着大量文件，參加共七屆的全國人大，三十多年的會議文件，大多齊全。特別是第四屆全國人大，大部分港澳代表都已逝去，那一屆的會議文件不多。現在學校為我設定一個「特藏室」，把這些「文物」都放進去。既然已成文物，便有以供後人參考之意。
還有的便是籌備成立香港回歸以後的特別行政區的全過程。從早年成立香港特區的籌備委員會的預備委員會開始，我便是成員。這個疊床架屋的稱呼，似乎十分別扭，因為當年港英當局不願與我方合作，才有預備委員會之設。
社會上稱呼我是「老左派」，或者叫「左派元老」，應該是實至名歸。我在一九四七年大學畢業，便到香港愛國學校培僑中學工作，一幹便近七十年。從二十一歲的小伙子，幹到九十有餘的風燭殘年。工作面不僅在教育界，也參加創辦教聯會的社團工作，創辦《青年樂園》的出版工作，創辦「教科文顧問公司」的顧問工作，參加籌備「民建聯」的政治社團工作。至於參加政治活動，則擔任第四屆至第十屆的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起草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等，可說佔了生平工作的一半。
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暴運動，原是一個過左的行為，是香港新華社領導害怕被召回內地批鬥的一個錯誤行為，後來被周恩來總理斥為「圖上作業」。客觀上受內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主觀上是新華社領導人的「自衛行為」。這一錯誤行動使香港若干愛國隊伍遭到重大損失，並讓普通群眾對「左仔」產生反感，更使若干較為隱蔽的左派力量作了不必要的暴露，違背中央的香港工作「長期打算、積蓄力量」的精神。
俱往矣，回憶往事，歷歷在目。「左仔」這個貶辭，恐怕長年不能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