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與周有光（中）、李宇明合影。 作者提供彥 火
談起周有光被許為「中文拼音之父」，他為之耍手擰頭。
他趕快糾正，說這是一個大誤會。 原來他學經濟與金融出身，曾留學日本並在美國工作，一九五零年代，他從美國回來，在復旦大學教授經濟學，他當時認為新中國最重要的是經濟建設，只是業餘做一些語言文字研究。到了一九五五年，中央成立文字改革委員會，要調他去工作。
周老回憶起來，有點感慨地說：「我跟領導說，我搞語言文字是業餘的，我是外行，不行的。但領導說，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我就服從命令調來了，這是偶然的事情。」
周老天生是一副樂觀態度，既來之，則安之。
這一「偶然」改變了周老的人生之路，從此「經濟就完全放下了」，因這一「偶然」，也打開了周老另一片學術研究的新天地。
照周老的說法，經濟學的訓練和語言學之間也並非毫無關聯。
周老在研究漢字統計時，曾提出一個規律，叫做「漢字效用遞減率」，就是字增加愈多愈沒有用處，而少數字的用處很大。這其實是一個經濟學概念，周老將它用在文字研究上了。
如今談起從經濟學家到語言學家的轉行，周老坦然地笑說：「我的孫女在小學時就跟我講，她說，爺爺，您虧啦，您搞經濟是半途而廢，您搞語言是半路出家，兩個一半合起來是個零啊，哈哈哈......小孩都講這樣的話，我說，一點都不錯，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嘛。」
周老這位中文拼音之父八十五歲才離開辦公室，但他並沒有退休，而是開始了更為廣泛的閱讀、思考和寫作，開始了個人著述的又一個春天。
周老不再局限在語言學的研究範疇內，而是以他百年的人生閱歷和學養見識，來探討文化、政治以及社會問題。他一百零八歲高齡仍在給內地和香港的報刊、雜誌寫稿，每月一篇。
周老的文章開通明達，思路清晰，深受讀者喜愛和認同。
《百歲新稿》、《語言文字學的新探索》、《周有光百歲口述》、《文化學叢談》等文集都在百歲之後相繼出版。
他在一百零四歲，又出版了《朝聞道集》，被讀者譽為最值得一讀的好書；一百零六歲，再出版讀書筆記《拾貝集》，與讀者分享他最新的研究心得。
周老每天讀報紙，看電視，上互聯網，密切關注世界大事，知識面很廣泛。 （「周有光的奇觀」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