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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新晉女導演徐欣羨 捕捉浮光掠影的邊緣人

2017-04-07
■受奇斯洛夫斯基影響,徐欣羨喜歡把故事聚焦在小人物身上。 陳添浚 攝■受奇斯洛夫斯基影響,徐欣羨喜歡把故事聚焦在小人物身上。 陳添浚 攝

乍看之下,正值花樣年華的澳門新晉女導演徐欣羨一頭清爽短髮,意氣風發,不久前還拍下名字引人無限遐想的首部長片《骨妹》,很容易讓人誤以為她是一位經常混跡於地下世界的導演。但原來這只是一個美麗的誤會。真實的徐欣羨,談吐溫文爾雅,言語間流露出她的博學多才。在她深邃的眼眸裡,絲毫沒有透露一點少不更事的玩世不恭,反而是一種在艱難創作環境下對澳門本土電影的堅持、對邊緣人物命運的關懷。

生於澳門,長於澳門,徐欣羨中學畢業後卻毅然選擇到台灣留學讀電影:「中學時曾拍攝過短片,開始對電影創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為中學時讀理科,但讀得鬱鬱不得志,所以矢志要在大學讀一門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學科。」回望當初追夢的決定,她直言自己當時完全是孤注一擲:「澳門是沒有電影系的,更沒有電影業,用一大筆錢去留學,畢業後回來卻隨時找不到工作。」

電影路困難重重

畢業回澳門後,徐欣羨又輾轉到香港修讀碩士,其間製作過《櫃裡孩》及《荒蕪中栽花》等低成本的紀錄短片。或許是皇天不負有心人,澳門文化局推出首屆「電影長片製作支援計劃」,徐欣羨的長片計劃書最終入選為四項獲補助計劃之一,她亦因此有機會開拍《骨妹》,一圓導演夢。「澳門人口很少,根本沒市場可言。相比起台灣電影和整體文化市場的多樣性,或者香港商業電影的蓬勃,澳門尚在起步階段,需要倚靠政府的補助。」

但徐欣羨直言,一百五十萬的補助其實根本不足夠,在澳門找投資方更是天方夜譚,所以她轉而與香港電影公司洽談。因此,雖然《骨妹》是地道的澳門電影,製作班底卻有不少香港電影人的身影:「香港前輩的經驗較豐富,有助提升電影的水準,總不能讓我這個新導演肆意妄為,把投資者的錢都蝕掉吧!」

由於經費有限,徐欣羨往往不能執行太複雜的場面調度,所以她選擇把電影拍成文藝小品;另一方面她大學時深受同為紀錄片出身、之後轉拍劇情片的波蘭導演奇斯洛夫斯基影響,所以她喜歡把故事聚焦在小人物身上,呼應電影的小品格調:「我的題材當然沒他深奧!但可能都是拍紀錄片出身有關,我和他一樣喜歡從真實生活取材,發掘人性,尤其是普通人的故事。」

因此,電影中人物的原型都是來自徐欣羨真實的生活:「很多人也看不起骨妹這職業,婚姻也往往因為另一半介懷她們的工作而不歡而散。但我現實認識一些做骨妹的阿姨,是媽媽的保險客人,以前聽媽媽細說她們的故事,覺得她們是一群很特別的女性,和一般的『大媽』氣質完全不同。」

邊緣人的無聲吶喊

無論是她的紀錄片還是首部長片,「邊緣意象」始終是徐欣羨電影中縈繞不去的主題:無依無靠的女主角、大眾眼中傷風敗德的地下職業、甚至是澳門這個以往一直在社會文化中只能「被呈現」的邊緣城市......徐欣羨直言自己是有意為之:「一個有關姊妹情誼的故事,其實可以安插很多職業給她們,但選擇骨妹卻可以展示一種對基層的關注。」她也不抗拒「女性導演」的標籤:「無論是看電影抑或看書,我也喜歡關注女性權益的議題,例如《此時.此刻》(The Hours)及《末路狂花》(Thelma & Louise)這兩部電影,對我影響很大。大學時也選修過女性文學課,吳爾芙(Virgina Woolf)現在看來可能沒什麼特別,但在那個時代來說思想已經很前衛。」

回歸祖國、城市急速變遷等,都是香港人過去二十多年熟悉的歷史片段,此情此境,住在彼岸的60萬澳門居民同樣經歷過,但不同的是,香港電影人至少有足夠的文化底蘊及財力去訴說自己的本土故事,但澳門本土電影人微弱的聲音卻一直在主流中被淹沒,所以電影中的澳門很多時候都只是「被呈現」的佈景版:大三巴、賭場、豬扒包......「這其實不是真實的澳門,所以當我們土生土長的澳門人有機會去拍電影時,往往有很強烈的反彈,情意結驅使下想拍一些呈現真正澳門情懷的故事。」

而徐欣羨早已迫不及待去續寫那封「給澳門的情書」的未完部分:「《骨妹》說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昔日的澳門,但對於當下澳門的描寫卻蚞斥少。所以我正在寫的新劇本是一個設定在當代澳門的故事,一個沒有紙醉金迷的賭場、取材自普通人真實生活的澳門故事。」

《骨妹》戲名的前世今生

入圍補助計劃時,《骨妹》用的是舊名《戀家》。後來卻改成容易讓人想歪的《骨妹》。徐欣羨直言,這既有商業考量,也是和製作團隊商討後的共識:「《戀家》始終不是最切合的戲名,只能表達詩詩對澳門的掛念。相反《骨妹》這個名字可以將重點重新放在詩詩和靈靈的職業,而英文戲名《Sisterhood》則強調電影中的詩詩和靈靈的姊姊情誼,中英名字加起來,最能表達電影的主題。」■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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