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子珍
所謂「重開廣場」是反對派製造的輿論陷阱，是非法「佔中」對抗情緒的延續，其中包藏禍心，是反對派圖謀二次「佔中」的鋪墊。戴耀廷等「佔中」禍首一直鼓吹二次「佔中」，並一直窺測二次「佔中」的「最佳時機」。反對派叫嚷「重開廣場」，意在策動二次「佔中」衝擊政府管治擾亂香港，其「醉翁之意」相當明顯。目前香港回歸20周年紀念日將至，政府總部周圍的保安工作，只有加強而決無放鬆之理。
政府的意見和決定合情合理
特首梁振英在被問及政府總部門前廣場的開放問題時表示，經過安全評估，考慮到立法會外曾有人在垃圾桶縱火、玻璃門被示威者衝撞等事件，加上外國襲擊案例，政府認為不適宜開放政府總部東翼前地這個地方。政府的意見和決定合情合理。正如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指出，過去曾有示威者爬過廣場欄杆及利用硬物衝擊，目前社會氣氛未有明顯轉變，若沒有保安評估令大家安心，可能會帶來嚴重後果，因此政府要先做好保安風險評估，不用急於重開。
「公民廣場」稱呼本身就是輿論陷阱
所謂「公民廣場」，是持續79天違法「佔中」的產物。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本來並無名稱並且是開放的，因為發生「佔中」而被反對派冠以「公民廣場」的名稱，以配合所謂「公民抗命」的違法抗爭行動。但所謂「公民廣場」冠名政府並沒有批准，亦無徵求市民意見。反對派把這塊地方稱作「公民廣場」，本身就是輿論陷阱。正如2015年11月30日《信報》的社評指出：「假如有人高舉『違法達義』的旗幟，以破壞規矩的手段來達成某一種目標，難道是一個法治社會樂見的現象？」「『違法達義』的佔領運動，其不得人心之處乃破壞社會秩序，並損害他人的正常生活和生計。」反對派所謂「公民廣場」製造的輿論陷阱，就是將政府總部門前廣場的「『違法達義』的佔領運動」合理化，將其不得人心之處當成一個法治社會樂見的現象。
「重開廣場」是圖謀二次「佔中」
「佔中」搞手以「公民抗命」為幌子，從一開始就已走上大規模破壞法治的道路。在2014年「佔中」前夕，羅冠聰、黃之鋒及周永康等人發起所謂「重奪公民廣場」行動，帶領一群「佔領」者越過圍欄，衝入政府總部前地，掀起大規模破壞法治的違法「佔中」序幕，打開了所謂「違法達義」的潘朵拉盒子，釋放了無法無天的暴力出來，香港的法治根基受到嚴峻挑戰和動搖。
羅冠聰、黃之鋒及周永康等人正因發起所謂「重奪公民廣場」行動而被檢控，官司尚在進行中。反對派現在叫嚷「重開廣場」，其實是圖謀再次發起所謂「重奪公民廣場」行動，是反對派圖謀二次「佔中」的鋪墊。
實際上，戴耀廷、羅冠聰等人一直鼓吹二次「佔中」，並一直窺測二次「佔中」的「最佳時機」。去年12月，「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和核心搞手羅冠聰，就分別提出「如果梁振英參選就每周六政總外集會」和「如果議員資格被褫奪就會上街」。兩人藉口雖各有不同，但行動實質都是沿用非法「佔中」手法抗爭。目前香港回歸20周年紀念日將至，國家領導人亦有可能來港參加慶典，政府總部周圍的保安工作，只有加強而決無放鬆之理，反對派叫嚷所謂「重開廣場」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外國政府對大型示威管理嚴格
特首梁振英指出，考慮到本港情況加上外國襲擊案例，政府認為不適宜開放政府總部東翼前地這個地方。在外國襲擊案例方面，法國、英國、意大利及美國在近年來發生了不少大型示威，爆發了不同規模的騷亂，當地政府和警方對大型示威的嚴格管理手法，對香港有參考價值。
例如，2011年在羅馬有多達30萬人參加的遊行，當地警方決定採取傳統防暴手法中的「癱瘓策略」（strategic incapacitation），通過屯重兵保護政府的重點建築物，使用「適度武力」控制人群，甚至在爆發騷亂的情況下使用催淚彈甚至水炮驅趕人群。再如，美國紐約市警察局在處理2011年佔領華爾街大型示威時，使用了「癱瘓策略」作為防暴管理的主要手段。為免示威活動對華爾街金融及商業區的正常運作，紐約警方採用了空間調配（設立核心保護區）、監察（利用閉路電視系統作全天候的監察）、訊息管理（確保指揮及前線的警員無資訊的阻隔，以便確切執行指令）的三大手法，令示威者的行動受到局限，警方亦可以最快的速度，掌握即時動態，當現場情況突然轉變時，可以立即迅速行動。
現行安排已保市民表達意見自由
相比起來，本港政府總部現行的安排，已經足以保障市民表達各種意見的自由。由於政府總部持續受較高保安風險威脅，東翼前地現時仍需暫停開放。但特區政府已將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外的一段添美道行人路，劃為指定的公眾活動區，供市民舉行集會及向政府遞交請願信，充分顯示政府尊重市民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這比起外國政府和警方對大型示威和騷亂的嚴格管理，已經十分寬鬆。因此，廣大市民需了解反對派所謂「重開廣場」背後之圖謀，政府有關方面更要洞悉其奸，採取積極有效措施，確保政府的正常運作以及社會的和諧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