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頤衡
評級機構穆迪一日內先後下調內地和香港信貸評級。西方評級機構對中國以至香港「唱淡」，已非自今日始，事實是西方評級機構不斷失準，他們應該好好反省、摘下有色眼鏡，檢討自己為何不斷估錯。
穆迪對中國債務的所謂「憂慮」可謂舊調重彈，去年3月穆迪就曾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中國經濟的實際表現卻是「穩中有進」。當時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對穆迪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為負面評價為「沒有遠見，不能從西方化的角度來進行判斷，實踐將證明他們下調中國信用評級的決定是錯誤的。」新華社認為這是「一些海外機構對中國經濟的某種習慣性看空」，而這種習慣源於西方評級機構與生俱來的偏見。
在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客觀指出問題是為了防範風險，但穆迪肆意放大問題則是在製造風險，這不僅於中國無益，同樣於世界無益。新華社引述專家分析指，穆迪觀點存在對中國經濟三大明顯誤讀誤判。對於穆迪「唱淡」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回應稱，雖然內地經濟和香港經濟關係非常密切，但不認同穆迪基於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調整，而機械式地隨之把香港評級下調。
評級存在滯後性缺乏前瞻性
長期以來，西方評級機構對信用諮詢市場具有重大影響，但其評級方法存在缺陷，信譽早已受到質疑。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醞釀之時，穆迪、標準普爾和惠普三家評級機構均未能發出任何警告，等到危機爆發後，又慌張應對，降級過激，加劇市場恐慌。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三大評級機構評級沒能起到預警作用，這說明其評級存在滯後性，缺乏前瞻性。
西方三大評級機構壟斷全球96%的信用評級市場，但因存在偏見以致評級扭曲而備受詬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曾說：「我們目前生活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一個是美國，一個就是穆迪，美國可以用炸彈摧毀一個國家，穆迪可以用評級毀滅一個國家。」
事實上，美國三大評級機構一直心存偏見。中信、恒大等優秀的中國龍頭企業，雖普遍獲得國內機構的認可，但在西方評級機構那裡，僅為平庸的「B字輩」，有的甚至淪落到C類。由於中國政府及企業的信用評級長期處於較低級別，海外融資成本因此大增。
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維護美國全球最大債務國利益的鮮明評級立場，使西方評級體系失去了獨立性。西方評級機構與生俱來的偏見，源於其追求美國利益最大化和鮮明的政治立場，因而以此衡量全球經濟體的信用風險，所提供的評級資訊只能是扭曲的。
利用評級公權瘋狂謀取私利
在過去幾十年間，美國成為淨債務國，大規模金融衍生產品進入資本市場，世界進入市場創造信用需求階段。美國利用其國際貨幣地位和評級話語權，走上了依靠高額負債維持其繁榮地位的發展道路。
西方評級機構的信用關係完全依靠未來價值創造能力預測而構建，不斷將虛擬信用泡沫吹大，直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徹底崩潰，釀成世界信用危機的慘劇。西方評級機構不但不運用評級的地位去阻止風險，還利用評級公權瘋狂謀取私利，扮演信用危機的製造者角色。
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正是美國利用國際評級話語權高估國際債務體系國家信用，低估國際債權體系國家信用，把債權國利益輸送給債務國所導致的。西方評級機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鮮明的政治立場，向世界展現了現存國際評級體系的腐朽，因而導致人們對西方評級機構的傲慢與偏見強烈不滿，以及對於構建更加公正、科學和更具責任感的新型國際評級體系的渴望。
在2016年7月舉行的2016世界信用評級論壇上，改革不合理的國際評級體系、構建國際評級新秩序已成為主流思潮。論壇上不少論者指出，「改造西方主導的信用評級體系，『一帶一路』項目是非常好的機會」，「一帶一路」上大規模的項目和融資，涉及不同國家、不同政治經濟制度，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全新評級體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在論壇上表示，中國將圍繞「一帶一路」倡議，加強與各國評級機構的有效合作，實現資源共用、優勢互補。事實上，構建新的國際評級體系是今天世界大多數國家普遍認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