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0年出生的鄭介初(哲夫),曾任港九五金鋼材進出口商會會長,父親是上世紀上海廣大華行(今華潤集團前身)的經理,1977年,鄭介初帶一家四口來港,正是回歸之前20年的事。親自參與九七回歸大典的鄭老,在家中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說從回歸到今天,又是整整20年,「20年作為一個分界,就能劃出香港近代風貌」,已近九旬,這位耄耋長者口中舊時光景,依舊如昨。
「你能相信嗎,過去我們回寧波老家,路上至少要走三天,先是火車,之後是飛機,然後還要再坐火車,現在,飛機只要一個半小時,我可以搭飛機回寧波聽一場戲,再搭當天的飛機回來。」坐在自家梳化上,眼前鄭老不禁嗟嘆:「回首這20年,香港變化真大!」
返鄉,港英管治下的難言之痛
老一代人說往昔,往往從一件小事上便能講出風雲變。回家,本是人間倫常事,但在英治時期的香港,卻成了香港每個「歸鄉人」都要經歷的磨難。除因交通落後造成的舟車之疲,通行證的辦理,是更嚴酷的「精神挑戰」。
彼時有句話說:「過關,從辦證開始」,一語道破通行證辦理之難。鄭老回憶華僑回鄉,先要面臨的是一系列無理盤問,「當時南洋商業銀行老闆莊世平是僑領,又是香港工商界的老資格,死的時候是蓋了國旗的,他陪着僑胞去辦證回來就發火啦。」原來審查問題除了返鄉目的,還有「你有幾個老婆?你的資產來源是什麼?」,「他才不管是不是你的隱私呢!」
拿到證件,一出香港就到了羅湖橋,羅湖橋上有道線,「線那邊是一面五星紅旗,這邊是一面英國旗。」鄭老形容:對於當時還是「英屬土公民」的港人,過了線就是「出國」,而出了「國」才能回家。
鄭老回憶中,彼時的邊境,英國這邊沒有片瓦遮蓋,夏天的時候把人「曬得要死」,只有一個鐵絲網攔住的走廊。英國治下的香港,海關和邊防都要是英國人,「因為他們怕你們『自己人』作弊,邊檢英國人都會說中國普通話,那時的香港人幾乎聽不懂,加上害怕,別提多狼狽。」
去到內地亦陷窘境,第一次搭「寧波輪船」去上海,「因為是港英公民,沒有接待單位,只能叫的士,我們拿紅色的鈔票站在路邊晃一晃,司機知道是外匯券,車子才過來一路開到錦江飯店」,「你說這麼多的障礙,當時香港人怎麼敢輕易回老家去呢?」
也許只有曾經歷「過去」的人,才能體會到「如今」的好。說回歸後兩地往來暢通,港人「國語」提高,經濟的交流讓港人對內地愈來愈熟悉,鄭老笑謂:「現在不要說回家探親,去內地任何地方旅行,幾小時就到,想想以前,那時我怎能想到今天回老家寧波,可以只為看一場戲呢!」
回歸,讓港人團結起來
九七回歸至今,五星紅旗在香港上空飄揚20年,這面旗在老一輩香港人心裡,永遠象徵一個殖民時代的結束。「殖民時期的香港,做人不是人」,鄭老的感歎,絕非激烈之表。
英治時期,「中國人」的身份是一份永遠掙脫不掉的「原罪」。回憶當年,想要移民的「外地人」每三個月就要到金鐘「移民局」辦理證件延期,鄭老情緒有些激動地描述:所有人排成隊,一圈一圈盤在一個沒有遮擋的操場上,一站就是數個小時。「到了夏天,老人家暈倒是常事,根本沒有人來理會。一次一個英國朋友和我走在金鐘天橋上,看到這個場面問我緣故,我說『這就是你們對付我們的辦法,折騰人』!」
20年的香江之變,在鄭老看來,不只是政治上換了一面旗,而是用這面旗團結起了大多數人,講述回歸前香港社會的黑暗,警察對待民眾態度很差,「他們只要保證『效忠英女王』就行了。法院也不是主持正義的地方,窮人根本打不起官司。」如今社會風氣改變,他認為其中動因亦來自香港百姓:回歸20年,脫離殖民的港人在自主中自覺,同時愈來愈團結,「你看我們這些從內地來的潮州人、寧波人,包括現在的福建人,都多團結,團結就有了對抗的力量。」
港人,「絕對不是不愛國」
回歸之後,中國人的自尊自信,因自主而逐漸回歸,鄭老感嘆在自己國家的主權下生活,「才真正做回中國人」。近年雖經歷社會風波,但他直指香港人「絕對不是不愛國」。「我們去看足球比賽,廣州隊對戰香港隊,大家都幫香港隊加油,喊『回去吃你的大米飯吧』,等到下一場輪到廣州隊球對戰外國球隊,我們觀眾席上有哪個不為廣州隊加油的!還有人對着外國球隊爆粗口。」鄭老感嘆,這就是香港人的一顆「中國心」。
「有的東西你沒法改變的,任你英語說得再好也變不成外國人,我們長着中國人的樣子,怎麼可能否認自己是中國人?又怎麼會不愛自己的國家?」
知史,然後方能知「榮辱」
雖然因為一些宣傳誤導,讓部分港人對國家產生片面誤解,歷史卻是永遠無法被扭曲的真相,是故歷史應被更多港人了解,「讓人們都知道香港是怎麼割出去的。」
鄭老呼籲中史在港的普及、推廣,認為香港和台灣問題,都應該回歸到歷史的原點去看:「清末李鴻章與伊藤博文馬關談判,李鴻章請求晚些時日交割台灣,伊藤博文只說了一句,『肉已到了我嘴邊,怎麼可能教我不吞下去!』,其實當時的台灣人很難過,成立了個『台灣獨立民主國』,不到幾個月就被日本人鎮壓下去了。」
他呼籲學校加強對青年人歷史教育,「如果年輕人懂得中國近代史,就會明白趕走殖民者,能脫離外族統治自己當家,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情。」
兩地相融,二十年是一個過程
經歷回歸後的20年,鄭老說讓自己感觸最深的是:「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是對的,「但也是艱難的一條路」。
「過去香港、內地真是兩個世界,誰也搞不懂誰。」鄭老回憶「文革」期間到內地參加廣交會,談生意前都要背上兩句「毛主席語錄」,讓一班僑商感受到強烈政治語境衝擊。雖然現時狀況早已不同,但是長期體會,鄭老指,兩地思維方式、行為模式依舊存在差異,「要香港人理解內地人,內地人接受香港人其實很難,要有個過程,而這二十年就是一個過程。」
從幾十年前的溝通齟齬,到現如今文化交流互動,二十年之間,兩地人思考行為方式的間隙,在逐漸彌合,在鄭老看來是不錯的成績,「要我說,能有今天,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建言新一屆政府關注民生
問鄭老對新一屆香港政府有何建議?他說希望政府可以「為人民服務」,指出「養老」和「青年教育」是政府應重視的兩課題。他認為,對年輕人的教育引導,應在現實中行進:「好像回歸後不少傳統藝術來港展覽,年輕人從中獲得對中國藝術的認知,繼而增強文化身份的認同,這就是用現實去教育。」
而老年人過去對香港有貢獻,照顧好老人是宣揚中國人傳統的道德,「我們的文化是講人情味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這對年輕人是一種鼓舞,讓他們看到貢獻國家之後的社會回饋。」
寄語香港,呼籲理性監政
歷經兩地世紀風雨的鄭老說,香港和內地,不只是隔着一個羅湖橋,還存在多維度的差異,而政府的功能,正是要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克服這種差異。反之,政府行政,也要靠市民監督,「對的就要支持,錯的要理性提出意見,我不贊成暴力。我相信香港人是講道理的。」
採訪尾聲,請接近九旬的哲夫先生在回歸祖國20年之際送給香江一言寄語,老先生看着記者,正襟端坐,真摯之情溢於言表:「我們的國家能繁榮昌盛,香港百姓在祖國福蔭下可以安居樂業,這就是我心裡最大的希望!」